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圣人崇拜的意蕴，儒、道、墨以及释都有着各自的圣人理想。对于圣贤的崇拜，是进行人格修养、体验伟大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故哲人们无不主张在人格修养中选择一模范人格作为追效的对象。而儒家的圣贤理想人格，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而深刻的作用。所以，深入研究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思想，对于建构当前的价值体系、培养健全的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儒家的理想人格不断丰满和深化，其内涵大致可概括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博施济众的仁爱情怀；以忧患意识彰显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贵德重义的气节操守；和乐的精神气质。 （一）刚毅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1]（《子路》）刚，是坚强不屈之意；毅，是遇危难挫折而不改其志气，以坚定不移的意志追求崇高的志向。这种坚强之毅力是实现“仁”所不可缺少的品质。而此品格又最为难能可贵，故孔子又说：“吾未见刚者。”有人说：“申枨。”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1]（《公冶长》）在孔子看来，人容易被外在的各种诱惑和自身的欲望所左右而做不到坚持自己的志向。因此，无欲则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最难的就是战胜自己”。而战胜自己，就是战胜自己庞杂的欲念，使其不能干扰自己的远大抱负。 强，体现的是行由道义、为道是从的独立不依的品格。《中庸》第十章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意思是说，真正的“强”是和而不流，中正不偏，坚持正确的真理，不因困厄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将人生的患难看作磨练自己的试金石；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怕别人不理解，不怕强权势力的压迫，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滕文公下》） 刚、毅、强，都是对自己的志向坚定不移的追求。这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有着崇高伟大的理想作为内涵的，故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2]（《里仁》）。 儒家讲的“自强”，就是“反求诸己”，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兢兢业业，持之以恒。这就是“不息”，进退成败都在自己，能坚持就能成功，否则就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孔子自述一生求学的经历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为政》）他说自己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此非常喜欢为学勤奋“见其进，未见其止”的颜渊，而严厉批评昼寝的宰予，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1]（《公冶长》）如此严厉地批评学生，在孔子是不多见的，大概是看到学生惰于志气、不能持之以恒而十分失望吧。所以，成就理想人格最重要的就是志存高远，不畏艰难，坚持到底。 （二）亲亲、仁民、爱物的仁爱精神 儒家圣贤的仁爱来自于对天地生化载育万物和亲子之情的感悟，是以“亲亲”之爱推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进而到对于宇宙万物之爱的亲亲、仁民、爱物的差等之爱。 儒家认为，亲情是人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感情，并且人还具有推己及人的同情心，可以由自己的亲亲之心而推及他人的亲亲之心，故而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梁惠王上》），这就是由亲亲到仁民。所以，儒家始终重视亲亲之爱。孔子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1]（《泰伯》），其弟子有若则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学而》）从人和万物都来自于同一个宇宙大生命而言，万物与人是平等的，可以说人与万物就像是同一个父母生育的孩子。张载在《西铭》中将其概括为：“乾为父，坤为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但与人相比，儒家以人为贵。马厩失火，孔子曰：“伤人乎？不问马。”[1]（《乡党》）他的志向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公冶长》）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圣人，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雍也》）就是仁人。《礼记·礼运》描绘的大同世界就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的理想世界。儒家的仁爱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独特理解，由每个人都离不了的亲情，推己及人以至于物，形成了即伦理即宗教的品格，成全了儒家对于人的真切关爱在宗法等级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现实性。它所具有的宗教性特点更使其仁爱思想具有一般伦理思想难以具有的厚重性、崇高性和神圣性。 （三）忧患意识张显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忧患意识就是常怀戒惧之心，居安而思危，面对人生困厄奋斗不已、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国最早的典籍《易经》中就处处透露出先民的忧患意识。因此，《易传》作者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作为儒家圣贤理想人格的体现者周公，就充满忧患意识。他总结了强大的殷商何以灭、弱小的周邦何以兴的历史经验，作《无逸》谆谆告诫周成王，要懂得稼穑的艰难，黎民的疾苦，切不可贪图安逸，只有殚精竭虑，勤政爱民，才可守住先祖留下的基业。他自述“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3]（《鲁周公世家》）。其居安思危，深谋远虑，历历在目。在孔子看来，忧有两种，一是忧以个人之得失的私忧，一是忧以天下的公忧。君子并非无忧，而是“忧道不忧贫”[1]（《卫灵公》）。他忧的是自己“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1]（《述而》）。孔子生当乱世，睹生民之涂炭，忧心如焚，一生席不暇暖，栖栖惶惶奔走于诸侯，历经磨难，而终不能伸其得君行道之志，但他却做不到置生民于不顾，仍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更是提出：“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之推而内之沟中。”[2]（《万章上》）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2]（《公孙丑下》）这并非自大狂妄，而是勇于担当的怀抱。几千年来，无数的豪杰之士就是在儒家的以天下为己的精神感召下，面对社会和人生的苦难危殆，勇于承担苦难，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从而凸显出精神生命的强健刚大和人格的圣洁与伟大，真正是仰不愧于天，伏不怍于地。这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博大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