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是社会政治生活中调节、调整人们的政治行为及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准则。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形成的历史线索很长，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历史相伴随的；但研究线索却不长，片断的研究也有，系统的研究则刚刚开始真正起步。从观念上，中国传统思想整体自始至终都表现为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倾向，其中又以儒家的政治伦理理念为核心。从方法上，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理念是前后承接的，由此，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可划分为政治伦理基本理念的形成阶段、实践阶段、制度化阶段和解体阶段。其中呈现的中心问题是，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下，在伦理政治与法理政治之间如何选择？伦理政治在当代的合法性如何？ 一、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元理念的形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元理念大致成形于原始氏族社会到春秋战国时期。自产生时起，中国的伦理政治就是与西方现代主流的法理政治有区别的。 首先出现的是原始礼仪，即图腾和禁忌。它们构成原始社会强有力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仪式在这里是不可违背的一套伦理规范准则并进而幻化为一种政治秩序法规，包括原始巫术礼仪和日常生活的种种规定。 其次出现的是“周礼”。它是在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把它改造制作，予以规范化和系统化，使本为伦理的秩序成为一整套由典章、制度、规矩、仪节组成的宗法制的习惯法规。作为一种政治伦理理念，有两个特征：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周礼作为政治伦理理念的作用，正如杨宽《古史新探》中说：“它不仅是一种酒会中敬老者的仪式，而且具有元老会议的性质，这在我国古代政权机构中有一定的地位。” 再次就是孔子对建立在习惯法基础上的“礼治”的维护和发挥，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德治”型的政治伦理理念。孔子的时代已开始“礼坏乐崩”，从管仲到韩非的法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日益取得优势。孔子在这种时代下，以“仁”来解释“礼”和维护“礼”，这无疑是保守的，但他反对残酷压迫的“政”、“刑”，要求恢复、保持相对温和的远古氏族政治伦理体制，又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孔子的仁学政治理念，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基础上的。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总的目标是“王道”，是“内圣外王”，就是管理者要进行道德示范，礼乐教化，尚贤任能，慎用刑罚，刑罚的施行以宽仁为主。 最后是孟子的“仁政”说。孟子满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理想，《孟子》七篇的主要内容和着眼点是政治问题。其特点是“激进的”人道民主色彩，这其实是古代氏族传统在思想上最后的回光返照。他设计了一套完整却又是空想的“仁政王道”。目的是“保民而王”一统天下。另外，他主张“仁政王道”必须与“民众”的利害相连，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等，这些并不是纯粹的道德观念，反映了他的政治伦理理念。 至此，以孔子“德治”和孟子“仁政”为蓝本的“孔孟之道”为内容的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理念的格局或框架基本上确定下来了。当然，这里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梳理。更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政治伦理在形成过程中，其最基本的特点也在其中初具形态，并一直影响到以后直到近现代。主要包括： 1、人道色彩。如“仁”的政治伦理思想。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仁”的解释是“仁，从人二”，于义训亲，来证明孟子的“仁也者，人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就必然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交往性，强调氏族内部的上下左右、尊卑长幼之间的秩序、团结、互助、协作。这就是一种原初的人道主义。《论语》中大量记述了这些内容，如“爱人”，“子为政，焉用杀”，“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便民”等。这清楚地表明孔子的政治理念是既竭力维护氏族统治体系的上下尊卑的伦理等级秩序，又强调这个体制所仍然留有的原始民主和原始人道，坚决反对压迫与剥削。而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庸”。 2、实用理性色彩。关于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从《左传》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孔子的时代已经兴起了无神论、怀疑论思潮，如“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孔予的“仁学”思想也反映了这种特点，如“子不语怪力乱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对鬼神这个无法确证有无的问题，所采取的方法是“存而不论”，这是相当高明的态度，实际也正是作为仁学政治的清醒的理性精神。 孔子的这种理性具有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也就是不在理论上做纯思辨的探求、讨论、争辩，而要重视在现实政治中怎样去妥善处理。孔子认为在政治生活中，要“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进则建功立业，退则著书立说，这就是说在政治生活中要限制自身中那种非理性的政治狂热，用理性作为政治实践的引导，来规范、抑制政治欲望和意志。对于君主，孔子认为，重要的不是言论，而是行动本身，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他认为，实用理性不仅应是一种政治心理，而且也应是一种人道和人格。关于实用理性色彩，后人基本上都是认同的，如恩格斯曾认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