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民族精神蕴含着诚实守信的道德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繁衍生息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江泽民同志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395页）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民族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所谓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渗透在民族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思维定势及心理状态之中的价值观念，它集中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表明了一个民族对各种价值关系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决定着人们对民族内部成员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态度。根据这种理解，民族精神包含道德精神。诚信道德是一种道德精神，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态度，即以诚相待、互相信任、讲求信用的态度。 传统诚信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和生活秩序由“信”的规范来维持，这时的诚信思想还是隐约而不明晰、零碎而不系统的，因而处于萌芽阶段；到战国时期，先秦儒家把诚信观念发展为系统的理性的思想观念，把它从社会的潜意识形态演变为显意识形态，阐述了信作为人生目标、行为准则、成功品质的重要性，信与诚的关系，以及诚信对于评价人的作用，这是传统诚信思想的形成阶段；到宋明时期，张载、朱熹、二程等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诚信问题，内容更丰富，观点更深刻，涉及了信与忠、诚的联系，义之信与非义之信的区别，以及诚作为社会公德之本和职业道德之源的思想，这是传统诚信思想的提升阶段。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承接者，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者。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中最富有特色的内容，它是诚信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扩展，是我们党执政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党的思想路线、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倡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邓小平，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人们“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146页）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江泽民，反复强调要抓住“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在党内造成“求真务实”的风气。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诚恳老实的做人态度，传统的诚信道德深深地渗透在党的路线、作风及用人标准之中，不断地得到升华。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诚实守信”列为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体系”，并进一步把“诚实守信”扩展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的重点。这样，诚信在道德建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了，诚信道德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关系更加明确了，它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更加清楚了。 二、充分发挥我们民族的诚信道德的积极因素 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充分发挥传统诚信道德的积极因素，使之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交相辉映。 1.“以诚相待、诚心诚意”的思想观点。我国古代思想家把诚看作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致力于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把诚看作人生追求的理想，致力于达到“至诚”的境界。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道理。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庄子·渔父》）所谓天人合一的本真，就是精诚达到了极至的状态。同时，他们还把诚看作修身的起点、立业的前提，看作做人和做事的基本要求。朱熹说：“道之浩浩，何处以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才可以修业。”（《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周敦颐提出“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诚”成为道德观的核心范畴，不仅是宇宙的精神实体，而且是圣人之本，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基。首先，“诚者，圣人之本”，“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通书·诚上》）诚是纯粹的至善，道德的极境，因而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根据。其次，“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诚下》）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根本，是各行各业的伦理道德的源头，诚立才能具备各种德性。基于对“诚”的重要性的认识，他们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以诚相待，做到诚心诚意。抛弃这些论述的封建色彩，剥开客观唯心主义的外壳，其中蕴含着关于“诚”的科学的思想观点，反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2.“讲求信用、信守诺言”的思想观点。我国古人对“信”的论述非常丰富，他们认为“守信”是做人、从政、经商的道德准则，教导人们要讲求信用，信守诺言。墨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兼爱》）说话必须守信，行动必须达到结果，使所说的话和行动相符合，说了就要去做。管子说：“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未必信也。”（《管子·形势解》）圣人允诺是考虑了是否合理可行的，所以是可信的；小人允诺则不考虑是否合理和可行，所以是不可信的。同时，他们认为信是人立身的必要条件，是国家治理的法宝，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信是立身的原则，做人的准则。“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吕氏春秋》）坚持守信的原则，社会才会有序，政令才会畅通，法律才会严明。传统商德强调以信为商业活动的宗旨，张弧说：“可终身而守约，不可斯须而失信。”（《素履子·履信》）可见，传统道德主张人们之间要恪守信用、履行诺言，建立相互信任的和谐关系和信用秩序。这种传统的道德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