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急剧的变化，其中，道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改变，道德在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边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以政治腐败、商业欺诈为代表的道德滑坡尤为引人瞩目。道德衰落所导致的诸多消极后果引发了全社会对道德的呼唤，最终使道德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国家、学者、社团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道德建设确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同样不能否认，道德的现状仍然差强人意，与道德建设的目标仍有不小的差距。这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其全部的探讨不是本文力所能及的。我们以为，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中，在人们对道德的理解中，道德的形上的终极关怀的价值在道德规范中消失了，这一消失构成了道德建设的一个实质性的缺环。 现代人基于不同的视点，会对道德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不是我们在此要探讨的问题。我们以为，对于道德人来说，道德行为自成目的性，而这种自成目的性之所以可能，就在于道德的形上本性。康德以为，道德律令起源于超经验的本体界，而与后天经验的现象界无缘，不需要经验检验就可以被直觉。道德律令不必有具体的形式，而是抽象的形式的规则，可以应用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所以道德律令是无条件的；道德律令从其自身即可成立，而不需外求，所以道德本身是自足的。因为能自足，道德以其自身为目的，没有以外的目的，因为无条件，所以真正的道德，乃是为道德而道德，并非为快乐、为功利、为幸福而道德。道德的力量来自人的自由自律的意志，即实践理性，实践理性自立规范以加于人自身，从而保证个人超越现象界的自我，以实现本体的即道德的我。康德所要表达的思想是，道德不可能在形下的经验世界和经验理性获得终极支撑，它来源于一个理性不能论证的超验的存在。这种先验的存在是信仰的对象，而信仰所解决的正是道德的基础问题，一切道德准则和规范，都毫无疑问地被植根于信仰的土壤之中。确实，道德本身就是对功利的超越，道德人所追求的不是世俗的功利，而是人的尊严和人格的挺立，是生命的超越性的意义。道德的超验、形上之维是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生活的普照光，它为人的全部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提供终极根据和意义尺度，同时也是人的道德追求的终极目的和动力。所以，形上的信仰也许不是好的思想态度，但绝对是好的生活态度；道德也许不需要上帝，但道德自身必须是上帝。一句话，道德的形上价值是道德生活的精神内核，是道德可能性的根本前提。 道德自成目的性，这不排除其外在价值；道德本性形上，这不排除其形下功用。哈耶克以为，道德“最终会有助益于特定的（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未知的）目的，但是，也只有当人们把它们当成终极价值而不是手段——也就是把它们真正当成人人共有的惟一价值且不同于个人特定目的的时候，它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道德可以成为手段，但这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手段，不能将道德直接视作手段去实现短期的、即时性的目的，而要将它们视作“终极价值”，才能长期、稳定地遵循它们，才会有道德人的生成，才能促成其他的非道德的目的。道德作为手段的作用的发挥要以道德的形上本性为前提。 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制于社会、文化、经济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道德形上价值在道德建设中日益淡化。细究其原因，主要则在于，首先，现代社会已经走出了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道德本身不再是社会的终极目标，道德建设要受制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的公共政策。特别是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发展战略的制定构成对道德形上价值的一种威胁。因为经济导向本身树立的就是一种效率思维，它对道德的企盼在于道德能够尽量多地提供经济产出。在此，道德、道德规范的价值只有在它所服务的功利结果中才能体现出来，因而道德难以获得终极关怀的支持，难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扎下根来。缺乏信仰的根基，缺乏形而上的终极关怀，道德不会稳固持久。其次，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似是而非的理解。学者们从“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这一命题出发，对道德进行了还原论式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建立起了功利论或目的论的伦理学，利益或其他的形下的非道德目的成为道德的标准，最终使首先成为恶（利益）与恶的妥协。这种还原是对生活深度的否定。生活中有许多质的不同层次，人们存在的境界也有所不同，不能把这一切都还原为一种，尤其是不能还原为最简单的那种。即便是在日常生活的直觉中，人们也都可以区分出高尚和低贱、有价值和无价值。再次，现代西方科学的涌入和传播不断强化着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权威。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膨胀不断解构道德的终极情怀，道德的信仰意识，甚至道德体现的正义、敬重、理性等价值，也被作形下的和实用性的剪裁，经过处理之后，作为精神和信念的道德日渐衰弱，留下的只是作为具体的道德规范，道德思维的这种片面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道德建设的进程，中国道德文化湮没在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的定向思维中。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道德形上价值被忽略、被抛弃和被忘却了。 道德形上的缺失在人们的道德观念意识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中日渐突出，中国的道德建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道德工具论发达 在当下中国的流行话语和实践中，道德建设与德治几乎是同义词，所谓德治，即是相对于“法治”的“道德之治”，是与法治完全不同的一种追求秩序的国家治理方式。学者们也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道德建设作为安邦治国的策略或经济发展的条件保障。在这样的功利主义式的理解中，道德逐渐地被彻底资源化、功能化就是不可避免的。道德不仅是统治意志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还是一种精神生产力。在这样的理解中道德的形上价值被淡化了，道德只剩下一系列空荡荡的可以任意使用和解释的规范。如果道德建设仅仅停留在功利主义式的规范劝导下，就不可能唤起人们对道德不可动摇的忠诚，普遍地遵从道德规范也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如果道德的方式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道德规范就会成为人们的选择；如果人们认定以一种非道德的方式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理性的人就不会选择道德。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当个人无法以充分的理由和知识形成对未来社会状况的大致判断时，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很容易变成利益现实化的渴望，就是功利主义自身的那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规范也很难为个体理性所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