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李大钊文集》第5卷，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不幸的早年生活，使李大钊养成了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和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他五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十一岁时，义和团运动爆发，冀东各地普遍建立了义和团的组织。很快，八国联军侵略至乐亭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区。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青年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上）。在法政学校，李大钊阅读了大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和西欧资产阶级的著作。毕业后，李大钊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那里，李大钊开始较系统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李大钊影响很大，成为他反旧倡新的有力思想武器。他认为宇宙是不断进化的，新的总要战胜旧的。他强调随着社会的前进、时代的变化，一切伦理道德、规范法度，都要随之变化，即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的内容也要遵守新的代替旧的、青春战胜白首的历史准则。所以，他以极大的热情号召广大的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李大钊文集》第1卷，194页） 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利用天演一说，确实振奋了当时的进步思想界，对于鼓舞国人奋发图存、自重自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五四以前的社会现实证明，从西方舶来的进化论的思想武器未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尤其当李大钊发现“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庸俗进化论甚至成了为帝国主义侵略遮幕的工具时，对进化论思想愈加怀疑。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强烈的爱国热忱促使他开始了更加自觉的新的探索。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正在积极探索中的李大钊看到了希望。他于1918年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明确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潮流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号召人们“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指出“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标志着李大钊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分析国家命运的工具，初步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二、唯物史观成为摧毁旧道德建立新道德的有力武器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开始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运用到对道德问题的分析上，对道德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学理问题作了科学的说明，并且阐明了新道德之建立、旧道德之覆灭的必然趋势。 （一）“道德”的经济史观界说 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 Marx和Engels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现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1)历史之唯物的概念；(2)历史的唯物主义；(3)历史之经济的解释；(4)经济的决定论。李大钊对以上四种提法进行了比较，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妥当些。……只是‘唯物史观’一语，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故仍之不易”。本文在这里采用了“经济史观”的提法，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李大钊思想的原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是李大钊在1919-1920年间先后发表的运用唯物史观论述道德问题的光辉篇章，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得以建立的奠基之作。 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李大钊开始用其所掌握的初步的唯物史观思想对“道德”的起源、本质、历史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分析。关于道德的起源，他明确指出：“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李大钊文集》第3卷，104页）关于道德的本质，他认为“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同上书，111页）。此种观点，对现在的人来说，虽早已耳熟能详，但在当时来讲，不啻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关于道德的历史变迁，李大钊比较准确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旨，即“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的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同上书，104页）这样，将道德及其变更与物质、经济等的变化联系起来的科学的唯物史观的伦理思想，为李大钊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