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军事伦理传统比较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常前进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伦理学硕士生。(江苏 南京 210003)

原文出处:
道德与文明

内容提要:

中俄军事伦理传统有很大差异。俄罗斯崇尚武力,崇拜个人英雄,治军手段严厉,对待征服者严酷;中国信奉“以战止战”,崇尚道义,强调民众力量,实行“以德治军”。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国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以及不同文化传统。明晰两国军事伦理传统的得失,有助于认识当代俄罗斯军事现象,并对中俄两国的军事交往与合作有重要启示意义。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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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两国山水相依,军事活动在两国历史中皆有重大影响。在各自军事历史中,中俄两国形成了特色迥异的军事伦理传统,对两国军事活动乃至社会整体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军事伦理是在军事活动所有相关领域内的道德关系与规范的总和,涉及军人道德、战争与和平、军队职能、国防建设、军队与政府、军队与民众、战争与环境等等一切与战争、军队、军人有关的道德问题。军事伦理是军事活动的重要准则,国家的军事伦理传统对其军事活动产生着全面的影响。中俄两国军事伦理传统各有短长,对比两国传统军事伦理的特点,吸取两种军事伦理精华,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晰军事利益取向,以及解决两国军事交往与合作中的伦理冲突,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中俄军事伦理传统差异之表现

      中俄军事伦理传统具体所涉内容虽然广泛,但其军事伦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致通过描述两国不同军事伦理观念在历史上的突出表现,对其全貌做管中之窥。由于两国军事伦理传统共同点相对明显,本文着重分析两国军事伦理传统的差异。

      (一)尚武好战与避战止战

      战争塑造了俄罗斯,俄罗斯人以战争为荣。俄罗斯的发展壮大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军事扩张的战争史。他们北夺出海口,西攫乌克兰,东越乌拉尔,鲸吞克里木,强占高加索,臣服中亚汗,侵蚀大清国,领土面积增加了几百倍,这一切无不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据俄罗斯总参谋部的一次统计,从1700~1870年的170年间,俄国用了106年的时间发动了38场战争,其中36场是进攻性的,2场是防御性的[1]。俄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一般都是俄国军事实力最强、掠夺土地最多的时期。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战争视为统治政策的重要内容,伊凡四世为了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发动了长达25年的窝尼亚战争;彼得一世在位36年,进行了53决战争,平均每半年就要打一仗,其中包括长达21年的“北方大战”;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34年,发动了6次侵略战争。彼得一世的遗嘱也许最能说明俄罗斯穷兵黩武的态度,在遗嘱中他要求后继者务必使“俄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使他不断为增强国家财政和改进陆军作出努力。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达到俄国的利益、扩张和日益繁荣”。不仅统治者喜好战争,人民群众对战争也有极大的热情,虽然战争使他们处于生活悲惨的境地,正如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一位到过俄罗斯的人写道:“他们没有蜡烛,只是用手拿着或用嘴叼着燃烧的木片来照明……他们一旦拿到一些钱币,便立即塞到嘴里,藏在舌头底下。”[2]即便这样,俄罗斯人仍乐此不疲地为祖国和梦想而战,频仍的战争使国家成为一个“大兵营”。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相当规模的战争,出现了一些致力于扩张的统治者,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旨还是追求和平,厌弃战争。在中国,刀兵之乱被视为灾祸或不祥之兆,“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3]。主动发起的侵略战争尤其受到战争双方人民的谴责,中国最激烈的对外战争是反抗来自周围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灿若群星的军事家和著名将领,但他们善战而不好战,大都把战争看成不得已之事。中国兵家圣人孙子认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死生”、“存亡”,告诫人们一定要慎重对待战争;战国初期的司马穰苴警示人们“好战必亡”。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在他运筹帷幄的戎马生涯中,始终以“据道讨淫”为宗旨,并指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他的“七擒七纵”的杰作,充分表现出他不图杀戮、只求安邦的思想。历代统治者也大都以歌舞升平、了无战事作为“治世”的重要标准,谆谆告诫子孙,要“敬德保民”,不要轻启战事。

      中华民族厌弃、避免战争的心理还表现在人们积极寻找战争替代手段,努力用“文伐”代替“武战”。《孙子兵法》等许多兵书中大都提出了如何不战而胜的计策,《六韬》之中还详细列举了“文伐”的十二种手段,“辅其淫乱,娱以美人”、“离间君臣,以奸代忠”、“卑躬屈节,以得其情”等手段在现实斗争中屡试不爽,从而减少了军事上的对攻,减少了人员的伤亡。在迫不得已进行战争时,双方也力争把战争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在短时间内结束,很少出现历经几十年的战争。

      (二)武力逻辑与道义至上

      美国著名战略家乔治·凯南曾指出,俄罗斯人缺乏理性逻辑,但对武力逻辑却十分精通。此言非虚,现实中俄罗斯惯于先用武力说话,能通过战争达到目的,就不考虑其他手段;处理个人问题时,同样用武力解决,俄罗斯社会一度决斗成风。他们的观念同其他尚武民族有相似之处,都认为,“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4]。胜利是武力逻辑的最高价值,“百战百胜”是最高目标,至于利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则很少计较。反映到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中,正像俄罗斯的“傻大粗”商品一样,他们发动战争也很少加上漂亮的“包装”、冠以“道义”的名义。尤其他们认为他们对弱小国家有天然的统治权,对小国的侵略和占领不需要更多的理由,在历史上多次瓜分波兰和强占土耳其领地就是明证。武力逻辑的另一表现是对力量的崇拜,象征勇猛刚毅力量的军队受到人们的尊崇。1917年3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他没有按杜马的要求向杜马所属的临时委员会做退位声明,而是向俄军最高司令长官声明退位。这说明在俄罗斯历代统治者眼中,军队是伟大国家的缔造者,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石。[5]俄国推崇武力逻辑,还体现在对勇武对手的尊重。被视为“俄罗斯太阳”的普希金曾经跟着俄国军队到过前线,亲眼目睹过战争,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写到了俄国士兵如何勇敢冲杀,还细致地描述了土耳其的士兵怎么光着头,挥着月牙刀,同样勇敢地杀过来,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对英勇战士的尊敬反映了其对勇力的格外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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