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的出现被誉为伦理学史上的一场革命，相对于现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来说，它的理论倾向具有“颠覆性”。美国哲学家克里考特认为：“环境伦理是对那些照常营业的伦理学的严峻挑战”。（注：J.B.Callicott,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he Land Ethic,in his 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克里考特所说的环境伦理不包括“动物解放论”等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学，他所指的是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那么，这种环境伦理学的革命性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换句话说，它要向现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挑战什么？从环境伦理学所提出的主张和价值目标来看，笔者认为它主要挑战的是3个方面：(1)挑战人类中心主义；(2)挑战自由主义；(3)挑战资本主义。这其中，最能反映环境伦理的革命性、“颠覆性”的是挑战自由主义。 环境问题的出现以及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予以回应，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而这正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高歌猛进并取得普及的时期，在这意义上，环境问题爆发的原因与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鼓励的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有关，而以保护环境为其目标的环境伦理应该是对这种时代精神的反叛，其核心在于反对自由主义，对自由实行限制，实现环境正义。尽管也有人不承认环境伦理与美国的自由主义的矛盾关系，《大自然的权利》的作者纳什就认为“它（环境伦理）不应被理解为是对传统美国思想的背叛，而应被理解为是对美国传统哲学的扩展和新的应用”。[1](P12)但笔者认为，环境伦理是对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挑战，它不可能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相反，环境伦理必须建立在对自由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本文就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从自由主义与有限性的关系角度，论述一下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困境，揭示环境伦理挑战自由主义的“革命性”和“颠覆性”本质。 一、自由主义的无限空间的假定 地球是一个有限的球体，早在30多年前，“罗马俱乐部”就曾经发出了这一警告。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里，作者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地球能够维持人类和经济发展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这样一个有限的封闭系统中，如果任由人口和经济自由发展的话，那么总会有一天地球的资源会耗尽，人口和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状态。[2](P17)而且环境问题也表现出了有限性的特征。我们知道，环境问题主要由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这两个方面构成。从资源的角度来看，现在地球矿物资源的月开采量不仅已经大大超过产业革命以前人类所使用的矿物资源的总量，而且从主要矿物资源的储藏量和开采速度来看，银、铜、铅的可开采剩余年数仅为30～40年，石油为40年，天然气为60年左右。（注：文中的数字参照日本环境省编《环境白书》（平成14年版），2002年版，第68-69页。）如果人类找不到可替代能源或者改变不了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人类将会陷入资源枯竭的危险境地。不仅如此，从环境污染的角度看，地球上可供污染和破坏的空间也呈现出不足，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所排出的废弃物已经接近地球净化能力的极限。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地球温暖化问题：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异常气候，这不仅会淹没那些低地国家的陆地，使有限的耕地进一步缩小，而且有可能带来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生态灾难。以至于现在有人对“罗马俱乐部”的结论提出了怀疑，认为地球上经济和人口的衰退并不一定因资源枯竭而起，因燃烧石油等所排出的二氧化碳就足以在人类耗尽最后一滴石油前，使人类社会陷入衰退状态。 从以上可以看出，地球是有限的，环境问题的出现印证了这一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既然如此，我们的政治、经济以及整个的社会意识形态就应该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但是，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经济学以及哲学和伦理学大多是建立在“地球是无限的”这一假设的基础上的。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牛顿力学，近代自然科学的确立突破了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球体这一传统观念，建立起来了一个空间和运动都是无限的新宇宙观。这一宇宙观投射到了经济学上，近代经济学家在建构市场经济理论时几乎都忽略了自然的极限。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中少有的几个意识到土地“稀少性”的人也仅仅把这当成了理论上的假设，只存在于想象中，虽然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人们尽管可以对这种可能性忽略不计。例如，李嘉图在《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开头，曾经明确表示商品的增加是无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穆勒也曾把“无限的产品”作为其《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前提。这就如同天文学家警告地球公民：“地球早晚有一天因陨石下落或者其他灾难而毁灭”，但在这一灾难发生以前，你无需“杞人忧天”，去为地球的毁灭做准备。德国的经济学家汉斯·依姆拉(Hans Immler)，曾对经济学理论中的自然概念进行了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即近代经济学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存在着一个自然处于“恒常状态”的假设。[3]按着这一结论，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自然的净化能力是无限的，地球上存在着一个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欲望的无限空间。这也正是近代经济学把整个自然界置于市场外部的原因。 与近代的市场经济相对的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道德原理，这一道德原理也是建立在无限空间的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中心原则在于“不危害他人的原则”，即个人只要不危害他人，就拥有绝对的自由。但是，这一原则在实际应用上需要足够的空间。比如说，人有抽烟和不抽烟的自由，在一个封闭的、狭小的屋子里，吸烟行为可能会危害不吸烟者的利益，但是如果这个空间是开放的，而且有足球场那么大，那么吸烟也许就不会危及不吸烟者的利益，因为在他们之间产生了距离。在这个意义上，“不危害他人的原则”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无限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无限空间的存在，这一原则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贯彻的。其实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自由主义的体制下，废油、废水、核废料这些有害物质被安置在远离人们居住的地方，比如1000米深的地下或是荒芜人际的某个地方。 不仅如此，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也要求有一个无限空间的存在。平等首先是经济上的平等，针对社会中存在着的严重的贫富不均，自由主义也提出了许多平等主义的道德理想，比如，功利主义就曾设想过通过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来解决分配不均问题。但是在现实中，这一方案面临无法操作的巨大困难，因为要消除分配不公、贫富差别，最起码要给穷人提供追赶富人所需的资源和空间，否则任何有关平等的许诺都是一句空话。几百年前，欧洲的穷人之所以能够在北美大陆迅速脱贫致富，实现了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平等，是因为当时那里有大量“无主”的土地；欧美人和日本人之所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完成现代化，除了技术革新以外，也得益于他们向海外的扩张、对殖民地的掠夺，也就是发展空间的存在。而现在，这样的空间几乎不复存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宣称，发展中国家只要引入自由主义的经济和制度就能解决贫穷、人口和环境问题[4]，但是，他过于乐观了。从现在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以及地球的资源储藏量和净化能力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即便原封不动地接纳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恐怕也很难过上美国人那样奢侈的生活，因为已经没有相应的空间了。况且，在自由主义条件下，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要想满足所有人的无限欲望，在理论上靠有限的空间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