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宗教社会学和伦理学的代表作享誉世界。在这部传世之作中，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并以此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出发点，这使得韦伯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独树一帜。前剑桥大学讲师陶蒲把关于资本主义研究概括为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之转变，这是马克思学派；二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即韦伯学派；最后一派注重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可见，韦伯从宗教、伦理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市民社会、风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探寻宗教伦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强力推动的深层奥秘，这无疑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动因的全新诠释，在众多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提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宗教社会学和伦理学的代表作，最初以论文的方式，分两部分，分别在1904年的11月和1905年的6月发表在他和松巴特合办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杂志上，1920年汇成一册，正式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出版。 马克斯·韦伯作为社会学家，始终如一地从社会生活细微之处着手探索看来互不相干的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这成为他多年以来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贯方法。他研究问题的重心始终放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民族文化、法律、宗教、伦理及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他的博士论文《中世纪商业公司史》着重探讨经济发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他的求职论文《罗马农业史对公法和私法的意义》也是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他不仅考察德国工业化发展对传统农业生产的影响，而且开始尝试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解释农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对生活的态度。在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中，韦伯树立了对社会历史的独到见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着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内在联系不断展开、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在1904-1905年完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两篇论文中，他的这一社会历史思想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印证，大胆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有密切关系，来自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大精神动力。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中，韦伯由于提倡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被冠之以唯心主义学派。其实，韦伯虽然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大推动，他并不因此而否认建立在精确科学基础之上的生产的技术手段、可靠而完备的法制制度、高效的行政机关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推动，他只是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系统，仅有生产的技术手段、法律及行政的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支持。在谈到非理性的神秘关照和理性化的社会生活的关系时，他说：“神秘的关照从其它生活范围来看是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然而在我们这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关照，正如有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和行政机关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加以理性化，”[1](P15)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2](P15-16)最终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是合理的永久性的企业、合理的薄记、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但只有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加上理性的思想、生活方式的理性化、理性的道德”。韦伯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意在伸张他的这些思想。现在看来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不是什么唯心主义，而是在众家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着实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和完善，如果没有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资本主义的研究可能还在老地方徘徊，韦伯资本主义精神思想的提出为资本主义的研究开启了一扇天窗，带来了一股清凉的空气，自然也招来一些非议。 二、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的分析是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教的入世禁欲主义开始的。 新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所产生的反对传统天主教的诸教派的统称，加尔文教是新教中影响力较大的一派，它改革了天主教的教义，该教广泛流传于荷兰、英格兰以及苏格兰和北美等地，为荷兰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提供了伦理的依据和宗教上的支持，成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动力。 首先，加尔文的“预定论”思想排除信徒通过教会、教士、圣事而获得赎救的可能性，强化了教徒除了自己别无它求的自主意识，这是使教徒从枯燥乏味的修行生活转向积极投身世俗生活，从改变自我到转向改变世界的内在成因。传统基督教和路德教那里，都有预定论的成分，所谓“预定论”，就是说“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只有一种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意志和最高权威。”韦伯认为，“这一教义因其极端的非人性，必然给笃信其辉煌的一贯性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的后果，即每个个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内心孤独。对于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他只有一个人独自走下去，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3](P79)面对基督教上帝至高无上、绝对永恒，而人类罪恶低级、孤独渺小，人与上帝之间的永远无法融合给人类带来的永恒精神绝望和孤独，加尔文改革了传统的预定论，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为人类永恒的精神孤独、绝望找到了一条通往光明的路。在加尔文看来，尽管每个人的命运在其出生之前早已由上帝决定，个人的宗教活动和神职人员都无济于事，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上帝的召唤中感觉到一些信息，即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在现实世界诸方面的表现，加以揣摩分析，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这种根据自己在现实世界的表现，来判断自己是否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的思想，把基督信徒从烦琐而又无望的圣事活着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专注于自己身边的世俗活动，关注于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如果说原来教徒们视遵守教规、教义和圣经为神圣而至高无上，而现在则把努力工作、尽职守业，以此获得上帝的恩宠视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只要安分守己、努力工作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宠，生命因此而得救。 其次，加尔文教“天职观”把完成世俗事物尊为个人道德的最高形式，肯定了世俗生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因此而把劳动看作神圣的使命和职责。加尔文通过对传统的预定论思想的批判，引出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天职”是新教占统治地位民族中的重要思想，它来自于圣经，意为上帝安排的任务。传统的基督教推崇远离世俗生活的精神修炼，认为只有这种生活才是有意义的，世俗的物质生活是把人引向堕落的罪魁祸首，因此而否认世俗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路德在这一点上认为：“世俗生活是信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但是，世俗活动本身，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在道德上是中性的”[4](P59)路德还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的责任。与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5](P59)路德所谓的职业，是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他没有在世俗活动与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稳定的联系，因而依旧是传统主义的。路德的天职观的局限性被加尔文所排除。加尔文认为，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招选的基督徒在尘世中的唯一任务就是尽最大的可能服从上帝的圣戒，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加尔文的这一思想，建立了世俗活动与宗教原则之间的必然联系，强调世俗生活不是与宗教活动相反的、无关的，而是在世俗的生活中一样可以追求宗教的神圣性，连接世俗生活和宗教追求的纽带就是职业、劳动。加尔文的天职观念把尘世活动或劳动视为一种神圣的使命和职责，把在世俗事物中取得的成功看成是增加上帝荣耀的手段，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伦理精神，为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伦理上的精神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