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学是伴随着全球性生态问题而产生于西方学术界的一门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交叉性应用伦理学科。对于应该如何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西方“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围绕着“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自然是否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和权利”等价值问题而展开争论，这些价值争论有利于人类反思和正确认识人类实践的后果。但是总体看，它们都是一种脱离制度维度，抽象谈论人类生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西方中心论”的生态伦理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的突出特点是将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形成与改变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予以探讨，这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当代的生态问题，建立和发展“后西方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技术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它始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异化现象，而这种异化主要是由支配西方现代化的理性主义价值体系所造成的。在他看来，理性主义价值体系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可计算性原则”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机器生产体系和科层制的管理体系，造成了人的劳动的破碎化，劳动成为异于人的简单的机械化、操作性的活动，其结果是人的价值并没有伴随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得到提升，反而越来越受制于物，并通过物来衡量，人陷入被物支配和奴役的异化境地。卢卡奇的技术理性批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他们着重论述了技术理性的本质。 法兰克福学派指出，近代启蒙运动的主旨在于把理性从神话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启蒙理性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人，就在于人具有理性和知识。但这里他们所讲的知识并不是揭示事物本质的概念和观念，而是指为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技术。凡是不可预料和利用的东西，启蒙理性都认为是可疑的。由此世界仅仅被归结为量的形式方面，启蒙理性以形式的抽象统一原则来把握世界，数学化、标准化、实用化成为了启蒙理性的标志。其结果是启蒙理性不仅没有使人们从神话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走向它的反面，带来了新的神话：似乎凭借着科学技术理性，不仅可以从宗教神学和自然崇拜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可以依靠科学技术，通过征服自然从而“控制自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进一步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哲学渊源及其影响。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首先起源于基督教世界观中。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世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生物的派生统治权。基督教的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人的发现”的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模仿所有神性的工作，并且完善、改进和提高下界自然的工作。所以，在这种贯穿自身的人的行为方式中，人的力量几乎完全等同于神性的力量”（莱斯，第32页）。而培根则从哲学世界观上使之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观念，使得人们把控制自然的能力和人类能力的发展看作是一回事。莱斯同时也强调，“控制自然”实际上和控制人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因为通过技术进步控制自然，必然会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从而影响和支配人们的生活世界。问题在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都会遭到自然的反抗。因为一方面自然界本身的固有发展规律决定了它并非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没有抵抗的客体，它并不服从社会的意志。另一方面，一旦人的内在非理性欲望爆发超过了自然的界限，自然界必然要进行报复，这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应该学会尊重自然。但是在西方“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的支配下，特别是在资本无限度追求利润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进一步加剧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加剧生态危机。 通过上述技术理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求用辩证批判理性代替技术理性，实现社会和自然的总体解放。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要真正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解，仅仅靠实现抽象的哲学世界观的改变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打碎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人所遇到的自然界是为社会所改造过的自然，是服从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的，这种合理性越来越变成技术的、作为工具的合理性，并且服从于资本主义的要求”（马尔库塞语，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45页），只有通过利用技术方面的成就，把人与自然界从为剥削服务的破坏性滥用中解放出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在于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同时为了维系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他们把生产和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作为其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进而模糊资本主义制度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资产阶级利用广告、大众新闻媒体等大力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把广大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商品消费中，把商品消费等同于幸福本身，并在商品消费中实现其自我价值的确证。而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科学技术的这种意识形态功能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由于科技进步，财富增加，资产阶级利用大众新闻媒体和广告，引导人们盲目地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在全社会范围内制造一种和人的生存无关的“虚假需求”。在这种“虚假需求”的牵引下，人们逐渐丧失了和自身自由、解放直接相关的真实需求，其兴奋点和价值追求被引导到了消费领域，造成对政治意识的不断淡漠和弱化。 其次，由于科学技术理性盛行，整个西方社会盛行工具性的实证思维，使人们形成一种程式化的思维方式，越来越屈从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体系，丧失了人所固有的批判向度；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了无对立面的单向度社会，人也成了畸形片面发展的单向度的人。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生产的目的和本质是为了资本追求其利润，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会改变其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还通过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和提倡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断地强化社会和人的片面畸形发展，最终导致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就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本·阿格尔语，转引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94页）异化消费并不是人的真实需要，其内容和发展方向最终取决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和控制人们的消费需求的双重现实，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存在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必然会不断地走向紧张，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