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当代哲学的视域对恩格斯的哲学观进行了评析，并以此为契机，对当代哲学的发展进行了定位与审视。文章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把哲学研究重心迁移的轨迹描述为由人到自然，由“实体”（客体）到主体的过程，并揭示了这种重心迁移或时代主题变换的根源，以及给哲学本身在对象、性质、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带来的根本性变化，论述了传统哲学终结的实质与当代哲学面临的基本任务。 恩格斯的哲学观是其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有关时代精神和哲学认知方式的反思，它为透视当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前提和出发点。 一 在恩格斯的视域中，哲学的对象展现为一幅立体的、变动的、整体过程的图画。在《〈反杜林论〉补遗》和《自然辩证法》等文中，恩格斯明确把自然、社会（人）和思维规定为哲学的对象，同时，又把这三大领域区分为“现实的对象”和“观念的对象”异形同质的两个“系列”，并将其理解为物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现实根据表现在：自然和人本身的变化均源于人的活动，而正是这种变化，构成“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1〕。 恩格斯对哲学对象的这一规定，蕴含了对哲学对象的总体性、层次性和实践性等诸特征的综合把握，描述了哲学研究的总体框架。 对哲学对象的总体性把握原则上以对哲学对象的个别性认知为前提。因而，这种把握是一个历史过程，与哲学研究重心的迁移和哲学时代主题的变换密切关联。而恩格斯对哲学对象的总体性规定，实际上是对以往哲学对象演变史的概括和综合。 从一种较为宏观的视域来看，有理由把哲学史中哲学研究重心迁移的轨迹描述为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客体）到主体的过程。在古代，哲学认识的重心是自然，而人是隶属于自然的。近代以降，哲学认识的重心则日渐转移到人——开始是人的意识、精神层面，尔后则是人、人的存在本身。 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曾对西方近代以前哲学史发展的重心的迁移作过明晰的描述。他认为：古代世界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实体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是一种“抽象主体性”；到了近代，在法国，“18世纪是和基督教精神相反的古代精神的复活”，但并没有克服实体与主体等矛盾的对立，而在德国，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原则则被在实践上发展到了最高点。〔2〕 恩格斯这一描述与黑格尔关于西方哲学发展的构思大体契合。按照黑格尔的总的观点，迄近代为止的欧洲哲学， 总体上是从本体（Ousia）、实体和实体性的本体论之理论，发展为纯粹自我意识、纯粹主体性之理论。〔3〕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哲学的重心又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总的说来是在人这一研究对象的自身内部发生的即由研究人的精神、意识的层面转到研究人的存在、人的整体。对人的精神、对“抽象主体性”的关注，曾支配了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思维。但是，早在1819年，叔本华就以其《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开始了哲学重心的变奏。他通过“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一命题表明了这一理解：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以透过主体为条件，也只对主体存在。因此，当斯宾格勒断言，“哲学的重心，已从抽象体系式转向于实践伦理式了，而我们西方的思想家，从叔本华以后，已从认知的问题，转向于生命的问题”，〔4〕他是有重大历史根据的。这一转折， 同样也发生在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中。费尔巴哈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修改为“我欲故我在”，〔5〕昭示了一种逾越“抽象主体性”的尝试， 但他仍然把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一箴言作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警言和主题，〔6〕表明他仍未彻底摆脱人的精神这一抽象主体性的纠缠与重负。与费尔巴哈比较，施蒂纳则表现出了更为敏锐的洞见，他以更切近当代的眼光校正了费尔巴哈的说法：“在我们时代的入口处铭刻着的不再是那阿波罗的‘认识你自己’，而是‘实现你自己的价值（Verwerte Dich）’！”〔7〕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不同，赫斯（Moses Hess ）在扬弃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径直诉诸人的行为、实践，从人的行动、实践来理解人的存在，他以“行动在思维之先”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提出根本性的诘问和质疑〔8〕， 从而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诞生。 由此可见，19世纪后哲学重心由人的精神、意识层面向人、人的存在本身的转向和过程实际上是沿两条路线进行的：其一，由叔本华通过返回古印度哲学所开启的路线，它后来通过唯意志论伸展到现象学、存在主义乃至现代解释学；其二，是在黑格尔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由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由费尔巴哈、赫斯、施蒂纳开启的路线，它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然而，总的说来，19世纪前后哲学重心的这种倾斜是在人、主体这一研究对象的自身之内发生的。因此，纵观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古代哲学以“实体”为中心的宇宙论、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可以归结为客体论思维方式，近代哲学以意识、精神为中心的认识论思维方式以及当代哲学以人本身、人的存在为中心的人本学思维方式则均可以归结为主体论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