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态问题提升到文化哲学高度来考察，需要探讨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其中，生态问题上的价值观念冲突值得我们关注。本文拟对这些冲突进行梳理、研究，以期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来把握生态环境问题。 1.生态文明与市场文明的冲突 文化哲学把生态文明提升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以往的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自然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与社会历史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前者是工业革命出现之前的诸社会；后者是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为止的社会。前者基本上不存在今天那种大规模危害到人类生存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后者则由于科学技术和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支配，工业社会得以形成，因而使人们能够大幅度地超越自然、驾驭自然和支配自然。过度地超越自然，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生态环境的被破坏。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向自然回归。由此，人类进入新的阶段：信息文明与生态文明（信息文明充当实现生态文明的强有力手段）。 表明生态文明是向自然因素回归的事例是“工业生态学”的出现。工业生态学要求，一些厂家的废料成为另一些厂家的原料，在该社会的工业生产系统内更好地再现自然生态系统内发生的事情。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预示着这样一种前景：力求使现行的工业社会重新成为生物圈的组成部分。这是一门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的学问。 从狩猎—农业文明经过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仿佛是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螺旋形回归：自然——超越自然——回归自然。不过，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既有否定，也有肯定。一方面，生态文明否定工业文明的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改为以人类和自然相互作用为中心，在二者的和谐中求得发展。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的界定中仍然包含工业文明的合理成分，它以“生态伦理为指导，生态文明为目标，工业文明为基础，信息文明为手段，经济发展为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刘宗超：《生态文明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中国科技出版社，1997。），即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都被生态文明保存下来。以各种文明条件下的农业的相互关系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生态农业对工业化农业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两面性。前工业文明时期的农业是粗放农业，随后是工业化农业，之后是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既是向粗放回归，又不等同于回归粗放；因为它仍然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它既是对工业化农业的否定（就拒绝化肥、农药的使用而言），又不是完全否定工业化农业（就它不能拒绝农业机械、农业种植技术、环境保护技术等而言）。生态农业是基于更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业，是更注重环保，使集约与粗放有机结合的农业。 在今天，作为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动力的，只能是市场经济——市场文明。生态文明与市场文明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例如，生态文明离不开高新技术，生态文明的发展必须借助于市场文明；而生态文明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市场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市场文明的价值观同生态文明的价值观也会发生许多磨擦。因为市场经济带来个人利益（利润）驱动，而生态文明的利益则是超越个体利益冲动的。一块草场，如果每个放牧者都只受自己利益的驱动，不断增加个人的放牧（牛、羊）数量，其结果必然是草场的毁灭。所以生态伦理学家往往是整体利益的倡导者。生态环境的处理要求把市场经济的个体利益驱动与保持生态环境所必需的对整体（群体、国家、社会）利益的关怀统一起来——这是人文价值观所应有的。 市场价值观还容易产生一种市场功利主义，它对生态环境保护也是不利的。生态系统对人的服务有两种：以动植物物种为例，一种是能够直接为人们提供市场价值的（如作物、木材、可食用鱼等），但这只是少数物种；其余物种都是以不太直接的方式，即以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如制造氧气、分解有机物质、过滤空气和水、控制害虫……）帮助人类。后者由于不能直接提供市场价值，往往为市场功利主义所忽视。市场功利主义带来的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往往导致对大自然野蛮性的掠夺与利用，出现大规模的破坏环境行为。因此，如何缓解生态文明和市场文明的冲突，是生态经济学和生态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2.类价值观与群体（国家、民族）价值观的冲突 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变成一个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如此，经济全球化的生产过程仍然不能全然摆脱民族国家的界限，仍然是在具体的国家、民族、地区进行的，而它的生产过程的生态后果——污染却根本无视这种界限。地球的生态环境是一体化的，污染是无国界的。这就出现了类本位与民族国家本位的悖论。从应然的视界看，环境保护应当是全球本位，或者说是类本位；但是，从实然的视界看，由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差异性，人们更多停留在民族国家本位去对待环保问题。 类本位与民族本位，“应然”视角与“实然”视角，我们应当如何选择？ 罗马俱乐部前主席奥·佩奇主张民族本位应服从于类本位。他在《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明确指出，在解决生态环境一类的全球性问题上，“人类的意识应当领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的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标，与其他方面的发展或目标相比，它应占绝对优先地位。”（注：奥·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第124～125页。）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也表达了类本位的全球伦理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