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是从属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的一对命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随着工业时代的开启和全球化的滥觞，公平与效率问题越来越超越地域、民族、国家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公平与效率问题越来越与人类终极价值紧紧相连：它牵涉到对自由、权利、平等、正义等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些核心概念的界定，更越来越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及全人类的福祉有关。于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地分享全球化成果、如何实现全人类的利益和进步便成为当下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 公平与效率是由人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性质即需求状态和摄取性质决定的。在人的社会性意义上，人之需要的无限性与价值对象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公平与效率何以可能的人学基础。公平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构成人与人的关系；效率是一个生产能力问题，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类原初状态下，由于极其低水平的生产能力，摄取的生活资料非常有限，分配只能以绝对平均的方式进行。这种分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公平的特殊形式。严格地说，公平作为问题在这个时期尚未显现。公平问题是在产品出现剩余但又不是绝对剩余的前提下显现的。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活动领域的扩大，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公平问题已超越狭隘的产品分配领域而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同时，与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人道等联系得越来越密切。公平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在任何时候都是具体的、相对的。 效率的本意是指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效率问题是任何社会的首要问题。正如布莱希特所言：先得有食物，然后才谈得上道德。在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对于需要程度总是稀缺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它就不可能期待有多大的收益和增长。也就是说，稀缺性迫使社会在作出资源利用选择之前必须供给和安排一套规则、制度。哪怕这种规则、制度如诺思所言是最糟的也比没有的好。这些规则、制度就是社会制度规范体系，也就是罗尔斯所谓的社会建制体系，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有效性及社会的稳定性。社会制度规范体系是否合理便体现在生产、交换活动的有效性和社会的稳定性上。于是，效率问题即转化为社会制度规范体系的合理性及其运作的公平性问题。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实现公平与效率更好结合的进步过程。 （二） 公平与效率问题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较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寻求公平与效率的更好结合上： 在物质创造方面，资本主义第一次展示出人的活动能力充分发挥能够取得什么样的伟大成就：机器生产创造出了完全不同于古代社会类似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建筑的人间奇迹；跨越太平洋、大西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帝国，实现了历史上为各种形式的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所望洋兴叹的远征；开创出社会化大生产，以至在它诞生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得多。由此，拉尔夫·达仁道夫会说：“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供给革命”。[1] 资本主义在人类争取公平的曲折历程中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但在理论学说上承认“天赋人权”、“生而平等”，更重要的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类第一次有可能从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共同体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2]人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在社会关系上大为简单化促成了形式上的自由和机会上的平等，并逐渐为之提供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一整套思想体系以保障它的有效性。为了真正的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的表面形式上的公平是必要的。 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不但从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发展中获得体现，而且在于对世界整个文明进程的贡献。资本追求最大效率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止境扩张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它必须也必然“不断变革”、“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3]这是以往一切时代所不曾有的特点；表现在对外方面，为了扩大产品的销路，“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4]。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在客观上就成为一种推动“世界历史”[5]（用今天的话语就是“全球化”）形成的物质力量：当它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打破地域、民族国家间的界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同时，就势必越来越造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的格局。[6]于是，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也就越来越在更大程度上，从民族的历史向“世界”的（或“全球”的）历史转变。人类历史上也就从此有了处理、协调和解决民族国家交往过程中的各种事务、矛盾和冲突的国际制度体系，并在一步步地走向合理、公平。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为寻找公平与效率的最好结合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思想和对今天仍有意义的实践上的尝试和应用。从斯密“看不见的手”——市场作为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唯一准则，到巴斯夏的经济和谐论，由边沁、密尔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说和公益合成论直接导致的边际革命，发展到李斯特的“道德的人”及在其思想影响下“铁血宰相”俾斯麦推出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福利政策，直至20世纪的凯恩斯主义及其影响下的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西欧福利社会模式的确立，都围绕着公平与效率的主题，更包含着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进步。而面对日益被推向全球范围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资本主义为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提供了一系列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安排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制度规范体系成为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公正在历史上的重要举措，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推动和人类整体利益的提高有积极意义。康德说，永久和平和世界公民社会都需要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