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哲学普遍特殊思维模式看世界普遍伦理

作 者:

作者简介:
权相佑(1966-),男,韩国安东人,韩国新罗大学哲学系招聘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原文出处:
经济与社会发展

内容提要:

文章反省和批判近来所流行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世界宗教会议所提倡的“世界普遍伦理”,论述这两种观点来源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普遍与特殊互相分离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或过分强调普遍主义、或过分强调特殊主义,并从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普遍与特殊相融合的思维模式,来探索人类各民族既保存其特殊性又具有整体性的世界伦理,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可以提示着一个人类文明将来要追求的良好方向。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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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论文的目的是,站在人类进入到世界化过程的当代,反省和批判近来所流行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世界宗教会议所提倡的“世界普遍伦理”,论证这两种理论来源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普遍和特殊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并进一步从与西方思维模式不同的中国传统哲学普遍和特殊相融合的思维模式进行探讨,并探索人类各民族既保存其特殊性又具有整体性的世界伦理。

      一、“文明冲突论”和“世界普遍伦理”的批判考察

      20世纪60年代,在东西冷战达到极点的状况之下,美国人权领导者马丁·路德·金怀着对人类和平发展的忧虑而说:“一幢庞大的世界房屋,我们只好一起居住在里面——黑人和白人、东方人和西方人、非犹太人和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一个在思想上、文化上和兴趣爱好上不适当地分裂开来的家庭,由于我们根本无法再分散地生活,所以必须以某种方式和平共处。”在30多年后的现在,他的话依然对我们人类具有很大的意义。

      20世纪人类由于意识形态而结成为两极格局,破坏了人间本来具有的血缘之情。同一个房屋里相亲相敬的兄弟关系一夜之间分裂为左右两个独立的个体,从而引起冷战。战争的悲惨结果给我们人类带来痛苦。苏联东欧集团解体以后,冷战时代终结了。人类历史从东西冷战时期进入了全地球村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时代潮流之下,国家和民族的意味越来越稀释,从而正在形成一个叫“全地球村”的巨大的世界房屋。这种“世界房屋体制”的潮流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明显。这种全球化的现象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也开始显现出来。国家之间的国境开始走向消失,终将变成过时的单词。虽然如此,从深层次看,现代世界走向单一体制的路并不顺利,可以说比以前发生更多的民族与民族之间、人种与人种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全地球村环境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接触很容易,而在接触当中,由于人类文化各自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特殊的文化传统,各自文化价值观有所不同,而且各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和发展,容易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这种人类的冲突仍然难以避免。

      对于这种世界局势的看法,有两个代表性的观点。众所周知,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冲突”的观点。他的观点成为关于人类现代文明方向的一个代表性的观点,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批判。在同年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上,经过世界宗教之间和国际之间的商讨以后,发表了由德国学人孔汉思起草的《走向全地球伦理宣言》,主张“世界普遍伦理”。这是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

      按照亨廷顿的分析,冷战时期,全球政治由于意识形态而成为两极化,不断对立冲突,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冷战以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八大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民族文化方面的冲突。从现在世界潮流来看,全球的发展趋势正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意识形态越来越稀释,民族文化代替其位置。世界到处引起民族、文化的纷争”。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人类个体和集团本来具有冲突的倾向,不能避免这种冲突,重要的是在于对发生冲突的原因的认识。冷战时期冲突的原因明显在于政治理念。近代以来,人类普遍受到西方二分的政治形态的影响,引起不断的对立冲突。冷战结束以后,既然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淡化,各民族就离开了西方中心主义,而开始注重自己固有的民族文化。然而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民族之间也引起了冲突。民族文化代替了意识形态,人类冲突也从二元论的构图变成为多元论的构图。由此可见,亨廷顿正确地认识到了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没落,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而在实现现代化之后都反对西方文化而复兴自己的文化这一事实。从此越来越强调各民族的多样性。现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这样做是为了本国、本民族的生存和繁荣。对这种多样化趋势,我们可以赋予其肯定的评价。从这种角度来看,亨廷顿对于人类文明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人类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全地球村,从而将逐步弱化国家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这也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这种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和全球化趋势在一段时期内将同时并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过分地强调了人类民族之间的多样性,而忽视了人类的全球化。在全地球村的时代里,人类又必须具有普遍伦理。各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在激烈的世界性竞争当中,带来了很多全地球村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等。这类问题并不是几个国家和民族就能解决的,而是全地球村成员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世界宗教协会于同年举行了世界宗教会议,试图在民族和民族之间平等的立场下,通过对话确立起世界普遍伦理。其基本纲领不是一种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单一的全球性宗教,更不是一种一切宗教的混合物,而是在共同的现存最低限度的世界宗教伦理之下,通过民族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建立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普遍伦理。“每一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1](P14)他们把这一命题看作是普遍伦理的无条件的原则,并进一步阐明“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还是以等级思想、宗族主义、民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主义”[1](P15),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由此可知,世界宗教会议所主张的是忽视“个体”的平等主义的思想。由于这种基本原则是各个宗教之间和国家之间共同商榷之后,从世界各个民族中抽象出来的结果,就很难说这种普遍伦理是否包含具体民族的多样性。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真的能如普遍伦理所主张的那样把他国看作自国,把他人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一样地对待吗?因此,这种普遍伦理可以说是完全的理想主义的形态,然而全球现实逻辑是不可能收容这种理想主义的。因为现代社会可以构成全地球村的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既然市场经济因个体的欲望而展开,市场经济伦理就不可能容忍普遍伦理所倡导的平等主义。使我更忧虑的是这种“普遍伦理”有可能被个别先进国家所利用。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开拓市场离不开文化,而先进国家可以把这种普遍伦理作为谋求本国利益的手段。这种事例在历史和现实中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普遍伦理所追求的理想,而在于这种理想和具体的现实有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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