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伦理模式作为承载企业伦理的载体，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和工具。对企业伦理模式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拓展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企业伦理模式的现代性构建，在引导企业遵守以诚信为核心的基本行为规范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道德目标，继而对促进整体组织的进步和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企业伦理模式的含义及特性 模式是一种结构，也是主体个性的表现形式。企业伦理模式是企业在长期经营实践中价值共识和文化积淀的产物，是企业伦理个性特征的表现结构。其核心部分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的伦理精神，其外层的表现形式则是广大员工所认同的企业道德规范及企业规章制度、行为方式中的伦理取向等。就其特质来讲，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伦理模式是企业个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惟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企业伦理是企业社群在发展历程中所凝聚的社会共识，其形成要件是由企业的异质性（所有制的性质不同）、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伦理观念、企业的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企业的社会基础等变量决定的。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一样，不同企业的价值观、伦理精神的形成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成就的”[1]。特定的伦理理念是支撑和分界不同企业伦理模式的关键要素。这就决定了企业伦理模式的惟一性，即精神可以学习，模式却难以复制。如把毛泽东思想和集体主义伦理作为行动规约和精神支撑走上共同富裕的南街村，尽管前去学习的人和企业无以数计，但在中国大地上难以克隆出一个同样的南街村。海尔模式惊天动地的成功，引得无数企业竞相前去取经。但是，一般参观者在海尔看到的是文化外层，即海尔的物质文化，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能不能把规章制度传授给他们。其实最重要的是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和规章制度”[2]。海尔总裁张瑞敏道出了海尔模式没有被其他企业成功复制的真正原因。 二是企业伦理模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模式，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企业作为构成现代社会的细胞，不仅具有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属性，而且还具有政治、法律、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社会属性。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取向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这是近年来人文经济学者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企业的伦理行为和模式选择，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选择。民族的、历史的、时代的因素及社会制度等都在企业的伦理选择中留下自己的足迹。英国著名学者卡尔·莫尔、戴维·刘易斯以当前国际企业研究领域中流行的理论体系——“折中模式”对历史上的跨国企业进行了透视，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企业的模式千差万别，但“我们当今的许多经济结构源自数千年前的经济模式”[3]。在众多的企业模式中，我们“不能说哪一种模式是正确的，每一种只是反映了它得以产生的文化底蕴。在数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相似的文化底蕴产生了相似的管理模式”[4]。考察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历程，不难看出，自从近代企业产生以来，中国企业的不同伦理模式主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种文化模式的碰撞、融合、对比、选择中形成。不管是传统的宗法等级伦理、家族伦理模式，计划经济时代的共产主义伦理模式、集体主义伦理模式，还是市场经济时期出现的制度伦理模式、人格感召模式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印记。 二、我国企业伦理的若干主要模式分析 就中国目前进行伦理建设的企业来说，它们的模式选择各不相同。我们选择了企业界常见的、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模式进行分析： 1.权威模式（企业家的人格感召模式）。和其他行业的领导者一样，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的影响力来自两个方面，即权力影响与非权力影响。非权力影响力主要表现为企业家的人格感召力。由于社会转型、文化、历史的原因及企业自身的实际，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出现了这样一批企业，其领导人或是最大的股东，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使企业起死回生的久之，广大员工对企业领导人由衷地敬佩和信赖，甚至是一种真诚的崇拜。企业领导人在企业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绝对的权威，当然，也逐渐养成了一个人说了算的传统。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靠他们的人格力量在支撑。这种情况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比较常见。 企业家的人格或权威决定着企业的命运。这种模式在企业发展的特殊时期是必要的和积极的，但从长远和科学管理的角度来看却是有隐患的。企业作为一个以赢利为主要目标、向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济组织，其不断发展需要的是优秀领导人率领的英雄集体，而不仅仅是一个“能人”。现代管理学的研究表明，权威领导人具有极高的自信、支配力及对自己信仰的坚定信念。他们的“过分自信常常导致了许多问题。他们不能聆听他人所言，受到有进取心的下属挑战时会十分不快，并对所有问题总坚持自己的正确性”[5]。这是我国目前的企业界常见的也是令人担忧的现象。 2.使命和责任模式。对国家、民族、社会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这种模式的核心价值理念。 经商无国界，但企业最大的股东或其经营管理者都是有国籍的。振兴中华民族的理想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中国企业力图做大做优做强的精神支柱。从“海尔，中国造”，到长虹的“高举民族工业的大旗，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等都可以看到一些企业家把自己的经营行为同民族振兴密切联系起来，并通过各种制度融入到经营管理之中。 这种模式的明显特点：一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表现为努力追求公有资本人格化的实现。如国家累计投资只有1200万元的许继集团，在公有资本人格化这一伦理理念的支撑下，经过全体员工的努力，换来了目前16.5亿的国有资产市值。其总裁王继年说的：“企业经营者能不能切实为国有资产负责？在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之前，要靠使命感和责任心处理这个问题。这方面许继确确实实是铁了心，为国家和集体的钱负责。无论大事、小事，从物资采购到基建项目建设，这个精神贯穿始终。”二是有在实践中形成的并被企业绝大多数成员认可的企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企业千锤百炼的结果，不同于一些公司一成立就诞生的企业价值观。如许继集团的企业价值观“岗位职业化”，是其50多年发展历程的结晶。绝大多数许继人都把岗位工作视为终身事业，以高度职业化精神，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把工作做得尽可能精彩，尽可能完美，因此，才创造了许继的辉煌。三是有一种浓厚的企业道德传统。同仁堂这个百年老企业，300多年来一直严格遵守“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祖训，同修仁德、共献仁术、济世养生的仁德规范一直为新老同仁堂管理者和员工所遵守。四是有一套倡导主人翁精神的机制。[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