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问题的研究不应停留在代价是否必然，是否可以避免的抽象议论之中，而应区分代价的不同种类，揭示代价产生的根源，从而探讨消除不必要代价的可能途径。从历史观上来说，它还要进一步说明，社会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为什么仍然是进步的这一重大问题。对此，马克思主义的代价观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 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马克思深深地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意义，又同时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79页。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不能不使马克思要进一步深思，人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是何以发生的？如何克服这一代价？更广泛地说，在人类社会中，这种代价现象是普遍必然的吗？应该如何理解和分析这一现象呢？ 马克思是从劳动过程入手分析代价的。劳动从本质上说来是人实现自己的价值、展示自己本质力量的根本途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根本方式。然而，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中，它却仅仅是人获得物质财富、维持生存的手段。马克思指出：“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这里的劳动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在劳动中，人展示自己的多方面才能、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劳动又是人类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劳动异化的实质就在于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仅仅成为一种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劳动是片面的、畸形的，因而是有害的、造孽的。它产生了负价值。由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它又可能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代价。这是代价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在马克思看来，对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主体来说，代价的表现形式又是极其不同的，同时这种代价也不是无条件的，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这种代价发生的条件和复杂的表现形式应该由活动主体的分裂以及活动的历史条件的变化来说明。 第一，马克思认为，在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的情况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常常以牺牲个人的发展甚至牺牲多数人和特定的社会群体为代价。马克思指出，以往社会的发展“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得到完全克服， 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人与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阶级分裂，造成了某些人的利益和价值特别是“获得胜利者”的利益的实现以牺牲和否定其它人，甚至多数人的利益和价值。社会的这种发展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价值实现的不平衡上。在劳动中，一些人的价值实现以另一些人的价值不能实现为代价。 第二，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上，社会发展的某些价值目标之间相互冲突，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目标的实现以否定其它一些发展目标为代价，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系和价值结构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发生畸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工人的劳动异化为代价，“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9 页）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这种价值目标的冲突和价值结构的畸变是与社会发展进程中价值主体的分裂密切相关的。当“获得胜利的利益”或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主体把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追求置于首要地位时，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遭到破坏，并发生畸变。 第三，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价值标准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价值主体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标准不同，对于同一个历史条件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马克思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第149页）从一种标准来看是历史进步的东西，而从另一个标准来看则是历史的灾难。例如，文明制度的建立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从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个性发展来看，文明制度的建立是历史的进步，而从原始平等的丧失来看，它却又是历史的灾难。 从马克思对代价问题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如下几个富有启发意义的初步结论： 首先：对代价问题的研究不应停留在社会发展进程的矛盾的现象描述上，而应进一步深入追溯到这些矛盾发生的根源——劳动和劳动自身所包含的二重特性的分裂和可能性。劳动本身的二重特性的分裂和对抗不仅与劳动自身所应具备的主客观前提有关，而且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对代价问题的研究也应当从劳动赖以发生的主客观前提、劳动赖以进行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产生的作用的分析来进一步深入探讨代价问题。 其次，代价不是抽象的，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多样，而所有这些都是与代价所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联系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因此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来讨论代价问题，用“应然”来要求现实、批判现实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代价观。 最后，代价特别是不必要的代价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特定活动方式密切相关的，因此不必要代价不是不可减少和消除的，而是可以通过改变人的活动方式来实现。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它作为一个不加批判的前提，因而把劳动的异化作为一种永恒的现象。马克思则认为，这种由特殊活动方式特别是生产方式造成的异化现象可以通过改变这种生产方式来消除。这就是说，异化作为一种不必要的代价是可以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