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经过短暂的自我反思， 正在走向全面建设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哲学发展前提研究的缺失所造成的危害已显而易见。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提研究，关键的是对中国哲学发展所面对的社会矛盾的分析研究。 哲学发展的前提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展开。关于哲学的本性、哲学的意义、哲学的样态、哲学作用于现实的方式等具有元哲学性质的理论研究，自然是哲学发展前提研究；对以往历史的哲学思想的整理研究，对其他民族的哲学的翻译、介绍，无疑地也是不可缺少的前提研究。但当我们将这些问题放到当代中国的时空背景中进行思考时，我们却发现，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认识、把握，又为另外的一些东西所左右。这些前提研究中隐藏着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前提。这些自觉不自觉的前提的综合表现，就是近代中国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民族主义情结、浓厚的情绪化色彩。这种心态以救亡图存、改革自新为核心，成为近代革命巨大的精神动力。它的积极成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以及毛泽东思想的产生。然而它的强烈的感情色彩等也一定程度地遮蔽了冷静的理性之光。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影响了我们对自身的哲学传统和西方哲学成果真正的同情性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推迟了对这种心态的反思。所以，这种心态仍然在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制约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我们认为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心态进行深入的分析，是推进中国哲学发展的一项前提性工作。这是一项正心诚意的工作。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心态不是凭空产生的，是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矛盾的反映。这种心态在当代中国仍然起作用，一方面是由于这种心态成为一种文化后对当代人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产生这种心态的现实基础仍然存在。这种心态产生于贫弱的中国与富强的西方之间的强烈反差，这种反差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并未消除。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独特的现代化道路，造成了中华民族当下的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心理矛盾。使我国的社会心理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常常处于多种多样的二律背反当中。中国哲学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正视这些矛盾和消解这些矛盾。构成当代中国现实的矛盾状况的一是时间联系的经线，一是空间联系的纬线。中国的社会面貌和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就是由这组经纬线的交互作用决定的。分别地看，这组经纬线构成两对矛盾，即时间联系方式的古今矛盾、空间联系方式的中西矛盾。这两对矛盾交互作用，相互影响，具体规定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生活与物质文化生活之间的矛盾，即人的存在的内外矛盾。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无论是就研究的课题说，还是就制约课题解决的前提条件说，就聚焦于这三对矛盾。唯有找到消解这三对矛盾的有效途径时，中国哲学才能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2 中国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矛盾及对古今中西矛盾的认识是影响中国哲学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它既影响了中国近代至今的哲学面貌，对它的不同理解也必然的会影响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古今问题是人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遇到、都在解决着的问题。时间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当然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不能不在历史中存在，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展开自己生活的条件都是既定的；人不能不超越历史，否则，一切发展、进步都将成为不可能。尊重历史传统与超越历史传统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是人的发展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但中国由古代社会走向近现代社会方式等的特殊性，使人们对近代以来展开的古今关系的理解发生了种种偏差。 首先，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类型激化了古今矛盾。从发展类型看，现代化可分为“内发型”和“外发型”。内发型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由内部创新所引起的社会变迁。外发型的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显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直接原因的层面上看，首先不是内部因素促成的，它的起始是集外部刺激引发和外部力量直接促成于一身，是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而兴起的。中国的社会革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化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打破国人“老大帝国”的迷梦同时起步的，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助缘。在这一时空背景中，忧患意识和民族主义优先增长。爱国主义成了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的共同的思想基础。 其次，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类型的特殊性，使国人对古今矛盾的认识走向了片面化：古今问题被归结为中西问题。西方不仅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参照系，而且也是解决所有矛盾的主要目的：抵御西方，超过西方。向西方学习，从西方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武器，成了近代以来占主导的价值取向。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方案、资产阶级革命方案再到社会主义方案。百多年来，虽然存在着国粹派与西化派之争，但主导的是向西方看齐。由此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异常复杂的矛盾状况。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激烈的反传统文化，彻底否定历史文化的价值；二是以西方科学理性为标准检验、衡量中国文化的价值，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同化在西方哲学的结构当中，曲解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三是肢解西方文化。就反传统而言，第一次高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爱国主义的激情鼓舞下，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猛烈扫荡封建意识形态，以辛辣的笔触揭露愚昧落后的国民性。将中国积贫积弱、愚昧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儒家文化。平心而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是没有片面性的，就当时人们来说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当时的革命任务，不允许他们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反帝反封建的形势，要求激情，要求与传统决裂，所以，我们说，“五四”的片面性是时势要求的片面性；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说，是自觉的片面性。“五四”运动的反封建的精神至今仍有意义，仍是我们可宝贵的财富。但问题是激情过后，必须适时的转化为冷静的理智的全面反思，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取得了政权，此时应该以一种真正宽广的胸怀，理智的对待历史，深化“五四”的任务。但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以比“五四”更强烈的情感化形式、彻底否定传统。可以说，直至今天，这种情感化的对待传统的倾向也未完全消除，这严重地遮蔽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的认识，阻隔了由深入传统之内实现民族文化内在超越之路。而正是由于不能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所以，越是在表面上激烈地反传统、否定传统的时候，传统的消极作用，即封建的意识形态越起作用，越泛滥。与自觉的反传统、主张西化不同，近代以来也有人主张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哪些是精华？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是什么？一到这时，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倾向又表现了出来。胡适用实用主义的框架解释中国哲学，冯友兰解释中国哲学时表现了强烈的新实在论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主导地位后，原理教科书体系成了中国哲学的解释框架。正像有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正确指出的那样，以西方哲学为特征的解释框架成了阻隔现代人与古代人相沟通的“第三者”。在许多人那里，总觉得只有将中国古代哲学纳入西方哲学的框架当中才有资格称之为哲学，才有价值。殊不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不同的哲学系统，具有不同的语境、具有不同的基本精神。就对西方文化的肢解而言，由于中西近代沟通的特殊情境，西方文化被推崇的原因，首要的是它的实用价值，而不是其深层的人学内涵。所以，吸收其科学理性、借鉴其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的管理方法等始终是主要内容，而对西方文化内在的人学内涵关注不够，久而久之，我们不仅误解了我们自己，也误解了资本主义，在人们的心目中，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就是人性中的自私自利，就是无止境的追求感官享乐的物欲，就是人类工具的进步。以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外部特征是存在的，但它远不足以反映资本主义精神。正由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精神理解上的表面化，当我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时，更多看到的是它的资源配置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意义；对推进这一体制的建立完善，更多关注的是政治、法律、管理方式的作用。而对市场经济的人学意义、以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精神则关注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