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现代价值系统中，主体价值系统、客体价值系统和交往价值系统属于社会的物质价值现象。它们作为现代价值体系建构中的物质基础及其环境，直接决定着价值观念系统和价值目标系统。而后者属于社会的精神价值现象。关于它的内容和特征，本文试图讨论这样一些问题：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的优劣；文化的可比性；文化的体用；现代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价值目标的制定与实施；等等。以这些问题进行科学而合理的解决，直接决定着市场经济能否成功和健康发展。 关键词：价值观 文化 伦理价值观 主观念 次观念 价值目标 一、现代价值观系统 在人们关于整个世界的看法中，有着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就是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人生观实质上是对人的价值的根本看法）。其中价值观于人的生活具有更为切近的意义。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社会变革，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是一场价值革命，其中更主要的是价值观变革。社会转型时期的突出问题便是新旧价值观的冲突。所谓价值观，是特定时代的人们在改造外部世界，创造价值对象、享用价值对象的过程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相对稳定而持久的观念模式、心理定势和行为取向的总体，是作为文化体系的核心而存在下来的社会意识。从组成价值观各部分在社会起作用的程度，可以把价值观分为主观念和次观念。主观念是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文化体系和个人行为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价值观。次观念是指在社会文化体系中不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根据价值观的物质承担者，价值观可分为个体价值观和群体价值观。从价值观的构成成分的排列次序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我们还可以把价值观分为价值观念、价值心理、评价标准和价值行为。这些部分是依次递进的，越来越具有直接性和现实性。 现代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除了物质价值系统之外，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除旧与创新。这种创新的过程具有如下一些内容和特征。 1、价值观中的主观念与次观念交互作用， 逐渐确立一个在平等竞争基础上集体主义为原则的主观念。 一般来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对稳定阶段，其价值中的主观念，在其内容和特征上都是较为鲜明而确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自上而下的大一统政治模式，确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贵民轻的价值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体制下，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确立了人们平等基础上集体和社会绝对优先的价值观。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价值观中的各种次观念交互作用，相互渗透，构建着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主观念。在这种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表现为新与旧、中与外的冲突与融合。这里既有传统的价值观，又有新时期正在形成中的价值观；既有总有来说属于中国文化体系的东方价值观，又有与东方文化显然不同的西方价值观。这里有诸多迫切而现实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1）从价值观的角度观之，西方文化更有价值，还是东方文化更有价值？（2）如何看待“国粹派”和“全盘西化派”的对立？(3)如何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能否预测，如何引导？（4）建立一个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又集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优点于一身的科学价值观是否可能？ 第一、关于价值观的优劣问题。这个问题扩而言之，就是一个文化的比较问题。关于文化是否可比，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没有争论。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创立一门比较哲学学科。认为文化是可比的。理由是，不论是西方文化、印度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同属文化范畴，但它们又有很大差异。而只有同类事物中的不同要素方可进行比较。但文化比较却与一般的物的比较具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进行比较时，只是在观念的领域把不同的文化类型放在一起，而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化比较的结果，是观念的而非实践的，这种结果本身，即文化类型的优劣与长短，是以预先设定的价值模型为尺度的。那么如何证明这个价值模型的正确性呢？看来，文化比较又不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它是由许多客观条件及其相互作用决定的。中国社会发展到明清之际，尽管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终究未能发展起来。近代资产阶级也曾多次举行革命，试图进入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中国的发展却选择了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西方国家，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后，按照经典作家的设想，应该进入社会主义。看来，一个国家选择什么的制度和生产方式，既相关于该国家特定的地理、人口等自然条件，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还取决于该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既定价值观。由此看来，中西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不只是观念上所认同的优劣问题，还有一个适合的问题。我们很难简单地指出，中西价值观孰优孰劣。因为，我们所称之为优的，恰是我们所缺的；而我们称之为短的，恰是我们所有的。也许彼之所优用到此处便是我之所劣。 第二，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这是现代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近代有所谓文化问题上的“国粹派”和“全盘西化派”之争。这两派在思维方法上的片面性自不待言，就他们所引出的文化融合问题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相比较而言，在对待文化的体用问题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法较为可行。“中体西用论”本是近代洋务派理论的基本主张。试图以传统的“器变道不变”为依据，以中国封建纲常名教为根本，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措施以为用。他们所称之为体的东西实质上就是价值观，而所谓用就是实用科学技术。我们认为“中体西用”论是可行的，是指它的思维方法和实践方法是可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