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明确地提出“以人为本”，指明了我国发展的目的、实质，回答了为什么 发展、向哪里发展的问题。“以人为本”虽然不是新命题，但它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被 赋予了新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创新与发展。 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古代社会已经出现，但作为一股普遍持久的社会思潮，则始于 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并贯穿于法国的启蒙运动、空想共产主义学说、德国古典哲 学和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用“以人为本”取代“以神为本”，提升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强调人是世界 的中心，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并进而强调现世生活的意义，提出享受尘世 生活的主张，这在近代功利主义伦理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其二，强调对人的尊重，维 护人的权利。他们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因此，对人尊重就是尊重人的自由权 利和个性自由发展。在启蒙思潮中自由、平等进一步发展为人权思想的核心内容。卢梭 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放弃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的权利，甚至于 是放弃自己的义务。”(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68页。)自 由思想还扩展到政治法律领域，体现在十八世纪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 言》中，并在社会现实中被实践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经济政治制度。其三，强 调人的价值，人的理性力量。“人道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去肯定人类理智的力量。”(注 ：[美]戴维·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页 。)“相信人类有能力或潜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注：[美]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 义哲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这种对理性力量的强调显示了人对自身价 值、自身力量的自信。从近代以来，这种自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加速发 展而在二十世纪初达到顶峰，此后，理性便陷入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价值理性与工具 理性的分裂之中。 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从历史角度看，有其理论与实践的合理性。一是在“人与神的关 系上”，用“以人为本”代替了“以神为本”，把人从对神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恢复了 人的主体地位。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出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基本理念，这 些理念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基本精神旗帜，尽管它在实践中存在不少病垢，但毕竟 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的、合理的人文价值尺度，对其社会实践有着一定的规约作 用。三是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弘扬了以人的理性能力为核心的人的能动性 。相信人对外部世界——自然与社会的控制能力可以无限地增强，这一信念推动着人类 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但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也存在着基本的缺陷。其一，其人文精神是抽象性的、非历史 的。他们标榜的对人的尊重、关爱、价值实现，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是不分历史阶段 、历史形态的，他们没有注意到人的存在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受到社会物质 发展状态和水平制约的；没有认识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一定条件下，人们只能实现 一定水平的人文关怀。他们常常不顾现实条件许给人们一个美丽而不现实的允诺，用对 爱、自由、理性力量的空谈掩盖了人们对面包与利益的争夺。其二，其人文精神具有一 定的虚伪性。他们标榜的“人”是不分阶级、阶层的全部人类，却漠视了在现实中存在 着的人与人的不平等、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自由、民 主、平等往往以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为前提条件。战后，西方社会经 济有了很大进步，社会福利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个合乎人文理念的世界好像真正出 现了，一些国家因此也以人权卫士自居。但就实质来看，它仍然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只 不过是方式更加隐蔽。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就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 实质上背离了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其态度是倾斜于大公司的利益，也就是说，资本主 义为少数人服务的本质依然未变。(注：参见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湖北人民出 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其三，其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空幻性。他们所建立的“自 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没有能真正体现他们倡导的人文理念。资本主 义制度较之以前的社会制度，虽然具有很大的历史合理性，使人文精神在理念和实践两 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却在根本上限制着“以人为本”的实践边 界。两次世界大战爆发，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规模自相残杀，这是对人文精 神的重创，验证着自由、平等、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空幻与无奈。及至当代，西方 发达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形式民主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否证着西方制度中 的自由、民主、平等。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民主制只是起到防止独裁的作用， 它虽然具有实现民主的潜能却并未真正实现民主。因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不 可调和的张力”。(注：转自汪行福：《通向话语民主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版，第18页。) 可以说，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自它产生之后就一直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蹒跚行进着 。一方面，他们确立的自由、平等、理性、人权等“人本”原则，给出了一个人的存在 状态的理想标尺，这些原则在今天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界限而扩展到全部人类， 成为人们评判、约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另一方面，这些原则在现实中又不断被 扭曲。“人本”时常受到“物本”的侵害，人陷入对物的依赖状态；经常是一部分人成 了目的，而另一部分人却成了手段；原本是人类实现目的的工具理性却反过来成了支配 人的力量，遮蔽了价值理性。传统人本主义一直在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利益对立 的群体之间，人作为目的与手段之间冲突着。从近代的功利主义学说的内在纷争，到当 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其实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徘徊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