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提 出的一个说明科学发展的概念，近年来在我国被广泛应用到对哲学发展的探讨中。学界 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讨论，在三个方面与“范式”概念密切相关：第一， 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研究采用的是何种范式?它与西方哲学从近代的认识论范式向现代的 生存论范式的转向有什么关联?第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解读模式(或称苏联模 式)有无局限?有何局限?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如何 去建构新的更为合理的研究范式?前两个方面，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但 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理取向问题，却依然众说纷纭，歧见迭出。 一 笔者认为，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理取向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就必须 首先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两个层面的区分：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研究，我们不妨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它的研究主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文本以及在文本中建构起来的哲学理论；其二，是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指导下展开的哲学研究，我们不妨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 究”，它的研究主题则要宽泛得多，不仅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而且包括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其它哲学理论乃至其他文化思潮的批判性反思，更重要的是， 它还必须充分地关注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与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对上述两层不同含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上是不作 区分的。于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备受重视形成鲜明的对比，“马克思主义 的哲学研究”根本没有获得应有的名分。人们热衷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热衷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特别是热衷于阐发和颂扬政治家们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因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只有在这一层面上展开的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家的哲学理论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于对西方哲 学、中国哲学乃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的指导下展开 ，也被认为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天然分离的，很难被涵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 范围之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营业执照”，通常只颁发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等少数几块领地上耕耘的人们，其他领域的哲学研究者是很难 染指的。这种狭隘的见解，人为地隔断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与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之间的联系，造成了我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 研究”、“西方哲学研究”相互分离的局面，这三大领域的研究者们各自言说着一套缺 乏共通性的学术话语，彼此之间很难展开真正的学术对话与交流；同时，这种狭隘的见 解，也造成了对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与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的割裂与分离，一方面容 易使对哲学理论的研究蒙上“经院哲学”的色彩，失之于空洞和神化，另一方面也往往 使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无法深入，流于形式或浮于表面；……诸如此类。 总的说来，上述狭隘的见解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窄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研究”，这实际上人为地紧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地盘，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问题的思考，也受到这种狭隘观念的 制约和影响，大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一层面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 始，以高清海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哲学研究者就对我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 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的同时，明确指出这一体系抛开了实践基础 ，“落入了旧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模式之中”。就是说，“原先的教科书尽管处处要同旧 哲学对立、处处在批判旧哲学观点，它却并未跳出旧哲学思考问题的框架，它用以批判 旧哲学的那个思维方式恰恰是传统哲学用以建立他们世界观理论的哲学模式”，即“从 两极对立出发的思维方式即‘本体论化’模式”。(注：高清海：《走哲学创新之路— —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心路历程》，《开放时代》1996年第4～6期。)在80年代 后期展开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进一步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 解，强化了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明确了实践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 来，在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和苏共中央共同组织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 证第二版(MEGA2)之出版和传播的影响下，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张一兵先生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明确 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率先倡导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文本学取向；聂锦芳 先生则进一步关注了文本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倡导文本学研究中“史论结合”的方 法，反对从唯我论的立场来任意诠释马克思的文本；还有不少学者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中的文本学研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注：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 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聂锦芳《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 史论关系问题省思》，《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胡大平《也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 究方法与学术规范——与聂锦芳商榷》，《哲学动态》2003年第2期；金海民、丰子义 、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意义与方法》，《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 ；《哲学动态》2003年第11期和第12期分别发表的“研究笔谈：MEGA2”和“专题讨论 ：重读马克思”两组专题文章。)在这场讨论中，必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学 研究来克服我国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误解，重新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青春活 力，几乎成为哲学界的共同见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出现了“文本学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