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步在当代中国学术中成为显学 ，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出场”成为 一个流行学术口号时，我们是否应该审理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位置呢?答 案是确定的，因为学术界已有人这样做了。(注：这个主题已经有一些成果，如张翼星 的《2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求是学刊》2 001年第4期在“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专栏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题刊 发了张一兵、张翼星、陈学明、李惠斌和胡大平等五位作者的一组笔谈。)本文的基本 目标即是把这个问题推向深入，但与先前各种做法不同的是，本文不是对既定事实作简 单描述，而是试图通过把握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变迁，从 而阐明这个子论域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潜在价值和影响，并进而对其当前课题进行 定位。这种做法不是对既定格局的一种清算，而是对一种可能理论空间的理解。 一、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转换 到底是哪一位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并向国人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考证这个问题已经 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时代变迁已造成不同代际学者之间认知方式的差异，这使得同一 个研究对象在汉语语境中具有不同的遭遇。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便开始翻译 卢卡奇的相关文论，那时并没有把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来介绍。(注：参阅《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前言”。)又如萨特研究本身即 存在着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子学科的分野。再则，大陆与港台在处理同一批 人物时具有基本的旨趣差异。(注：虽然本文并不涉及对港台学界的评论，但提及这一 点是有意义的。因为，80年代以来，徐崇温、陈学明、衣俊卿、曾枝盛等一大批在这一 领域有影响的大陆学者同时为港台和大陆两个学界承担着译介和述评的工作。同时，港 台在译介相关基本著作方面亦是走在大陆前面的，如在专题方面的“后马克思主义”、 在人物方面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这在某种程度上亦构成了对大陆学界的潜在影响。) 因此，在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论域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时，仅仅描述某些基本现 象是不够的，而必须探询这样一类的问题：我们把握这个对象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它有 没有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生成和作用?等等。没有这一类问题作 为基础，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断言自己理解了研究对象，更不能直截了当地声称应该如何 处理它们。 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这个论断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指南， 那么它也能够直接适用于我们讨论的这个论域。由是观之，当“如何重读马克思”或者 “怎样解读马克思”这些问题引起国内学者普遍重视并形成各种争论时，正是这种态势 亦帮助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漫游的历史。因为，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不同代表，如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马克思 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以不同的原则提供了解读马 克思的个案，而且正是他们拓展了关于“重读”原则的争论并迫使人们面对马克思的“ 非现成性”从而把眼光转向“解释”原则，可以说这一点正是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不断深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这一成果是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与 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争论的不断深入而获得的，它体现在我们研究逻辑的两层递进的转 换上：从否定性批判到肯定性借鉴；从间接挪用到直接对话。 从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历史看，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基本事实，当把卢 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萨特等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论域兴起之前便 出现在中国学术研究中，因此把他们打包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讨论时，我们注定就 不能回避一个关键问题：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怎样的关系?或更直接地说，“西 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论域源发之初的“徐(崇温)杜(章智)论 战”到近年来“徐(崇温)王(雨辰)之争”，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而争论本身与 其说是对某个人物或某种理论的认识差异，倒不如说是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和地 位的争论，对我们应该采取的研究态度和立场的争论。(注：王雨辰《我们到底应当怎 样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文的题目充分表明了争论的这一特征。参阅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正是这一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与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地位高度相关，前者是突破教科书 的最重要资源之一，并随着教科书地位的衰落而繁荣。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的逻辑转换同时亦表征着人们对教科书思维的变化。这使人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 徐崇温先生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似乎对其否定西方马克思主 义理论立场的反批评便成为扩大和深化这一论域的某种便利途径。更重要的是，无论是 徐崇温先生的支持者还是他的批评者也都充分地认识到，徐崇温先生的评价标准也在不 断地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则是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和原则的认 识变化的后果(注：徐崇温评价标准的前后变化及其意谓，陈学明有精彩的评论，参阅 《我们今天如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载《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所以，《中 国哲学年鉴》从1987年开始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现代外国哲学专题”挪到“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专题进行综述便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细节(注：与此对照的是，在1985 年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科书中，作者把萨特、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阿尔都 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纳入其中介绍，但全书的基调却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 的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无疑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为主线，但是为了与马克思 主义发展这门课程分工，我们只研究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和流派”(夏基松： 《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 是某一类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流派。)。在此，我们姑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它的学 科定位转向，但即使我们仍然从批判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这一思潮，较之以前把它置于 非马克思主义标题之下的做法，应该说这种变化确实也反映了中国学者看法上的变化。 正是这一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关“实践”、“异化”等专题的讨论之间的关 系变得明了了，因为随着这些中心范畴的广泛使用，它的人本主义整体思维方式也开始 成为潜在支配许多中国学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无意识前提，这造就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之“存在主义风格”——以主体性为内核的人学旗帜的高扬。正是从这里，我们 必须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学者构造着他们研究马克 思哲学的平台，而一旦肯定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影响 很大的突破传统哲学教科书框架以及“重新解读”或“重建”“马克思的当代性”的努 力。至此，我们可以说，在总体思路上，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完成了从最初的 否定性批判向合理借鉴这种思路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