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新视野

作 者:

作者简介:
深圳大学 社会科学教研部,广东 深圳 518060

原文出处:
湖北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转型造成的经济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社会新阶层的出现,都对我党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挑战。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拓展了我党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和领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理论指导并指明了方向。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4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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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4)07-0011-03

      党的十六大报告阐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p31)这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同时也是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实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民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 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p31)在今天,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更加显示出 它的生命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不但表现为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同时又是经济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和界定的过程。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已经改变,劳动产品的单一分配模式也发生了改变。随着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劳动产品分配的多元形式也随之产生。个人不仅作为劳动者进入生产过程,而且还作为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进入生产过程。因此,劳动产品的分配既以劳动投入为尺度,也以生产要素投入为尺度。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从过去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 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是对社会主义分配 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有利于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进行经济建设;有利 于资本、技术、劳动、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组合;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经 济效益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有利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所有制改革和多元化产权的出现,各种生产要素, 如土地、资金、技术、知识、信息、管理等都进入了市场,参与了劳动产品的分配。

      实施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实际上也就等于承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各种生产要素都必须有偿让渡和使用,承认了生产要素可以作为资本来使用并参与劳动产品的分配,承认了人们对各种要素和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经济利益分化,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出现新的社会分化和分层。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和经济利益分化,社会转型期中的矛盾和冲突,不但引起意识形态冲突,而且还引起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在中国社会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和经济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和重建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这是一个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过“合法性”问题,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论述中,已经包含了对社会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的解释。在对社会形态的分析中,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和反作用。在这种依赖和反作用的关系中,只有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因此,社会政治权力只有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才具有“合法性”。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客观、完整和全面地解释了社会政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解释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出发来说明上层建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说明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一个社会政治权力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就是看它是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重建我国社会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20多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改革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一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社会结构的变化,各种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产生,必然对执政党如何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如何获得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提出新的挑战。笔者认为,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必须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拓展新的空间和领域。

      首先,面对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化,我们应该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基本出发点来确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既然社会主义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就必须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任务,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必须面对这一客观的国情寻找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这也就是我们通常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如果我们不是面对现实去确定我们党的目标,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是面对客观现实去确定我们党的性质,(注:一个政党的性质并不是由她的党纲所决定和说明的。她 的性质是由她所存在的历史时代,她所能反映的历史趋势,她代表的阶级和完成的历史 任务所决定的。它不以人的意志,同样也不以一个政党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一味从书 本出发,从脱离客观的教条出发,那么我们党将会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丧失自己的生命力 和战斗力,丧失自己“合法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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