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与实践:启蒙理性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以明,哲学博士,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崔月琴,吉林大学学报编审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本文以合理性问题为切入点,分析了启蒙理性和合理化悖论之间的逻辑关联,揭示了启蒙理性的哲学前提,辨析了现代西方思想为走出启蒙困境所设计的两条主要路径—— 哲学解释学和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内在理路,指出马克思哲学同他们的根本差异,以凸显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4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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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性问题是困扰当代哲学和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本质是人类理性和自身生活的关系,即人类能否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能否用自己的理性筹划自己的生活。通过分析这一问题的哲学前提,我们发现,理性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具体表现为合理性和实践的关系。实践问题和合理性问题相互交织,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重大时代性课题时,较之现代西方哲学仍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一、合理性问题和合理化悖论

      合理性概念是马克斯·韦伯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范畴。在韦伯之后,合理性问题成为现代思想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西方世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迁及其实质是韦伯的基本研究领域。韦伯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指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的过渡不仅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即社会生活的全面合理化。 受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韦伯放弃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但没有放弃对历史 加以理性思考。因此,韦伯从个人的行为结构出发,力图在个人直接经验的基础之上重 建现代社会的整体结构。根据韦伯的考察,西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基本的行为 构成是目的合理性行为,(注: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容远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2—120页。)即个体总是根据理性的筹划,选择最恰当的手 段实现其行为的目的,因此行为的合理性刻画出了个人生活的基本特征,并且在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现代法律的调整之下,个人的目的合理性行为在官僚制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 系中获得了整合,从而实现了社会的合理化。这样,工具理性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都获得了统治地位。西方世界在经历社会合理化的同时,还经历了文化的合理化。启蒙 为西方现代社会带来了理性的世界图景,人们从自身的理性出发,用理性的法则和规律 去解释整个世界,抛弃了宗教和神话的幻想,实现了世界的祛魅。

      但是,合理性的文化和合理性的社会并没有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相反,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们是相互分裂的。其直接后果是,西方现代社会是一个先天分裂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完全整合的社会。根据韦伯的解释,目的合理性行为的最终动力并非来自理性自身,而是来自新教伦理。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辛勤努力是对新教天职观念的回应。所以,随着文化的合理化,目的合理性行为将失去超验的和形上的根据,行为的动力只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和体系的强制。因此,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成了合理化进程的必然归宿。此外,统一意义的缺失使得人们完全以自己选择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作为自己的行为根据,从而导致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无尽冲突(即韦伯所说的“诸神的斗争”),社会也由此走向分裂。合理化进程的结果是理性的异化和非理性对于生活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化悖论。这样,合理化过程既是西方现代社会所经历的真实历史,又导致了西方现代社会所要面对的真实问题。

      新教伦理是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文化动力,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是,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无疑是真实的:即工具理性的统治和神圣价值体系及等级秩序的崩溃。这也是合理性问题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合理性问题既是一个理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生活实践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选择韦伯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就是因为他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使问题的两个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展开。不过,要想把握问题的实质,仅仅停留在社会学层面是不够的,还须在哲学层面剖析合理化进程的内在机理,对合理性问题作出合乎时代的诊断。

      二、合理性问题和启蒙哲学

      韦伯本人并没有为合理性问题找到恰当的答案,只能祈盼一位超凡之人将人类带出官 僚制的铁囚笼。合理化悖论在他身上得到了典型的表现。韦伯之所以陷入合理化悖论之 中,是和他的方法论立场密切相关的。根据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其 研究对象应采取观察者和描述者的立场。由于这种旁观者的立场,韦伯对于合理性问题 的理解并没有超越近代理性主义的视域。韦伯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近代理性主义的 内在矛盾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展现。

      近代的理性启蒙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将人类从神学教条和对于《圣经》的信仰中解放出来,用人类的理性重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应该说启蒙理性完成了它的任务,但是它固有的本质特征导致了韦伯所发现的合理性问题。这些特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唯我论前提;主客二分的立场;形式主义方法。从这三个特征中,我们既可以分析出合理性问题的内在结构,又可以发现现代哲学诸流派的共同理论前提,从而有利于理清它们的发展线索,也有利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对它们加以批判。

      近代的理性启蒙树立了理性的权威,并赋予理性超然的地位。笛卡儿的先验反思活动所确立的先验主体,为理性的超然地位作了论证。(注:参见《十六—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63—166页 。)笛卡儿在意识的自我反思中发现了先验主体不可动摇的确定性,并以之作为知识和 理性的普遍必然性的基础。所以,理性作为主体是孤独的唯我论的主体,这是近代理性 主义的首要前提。作为孤独的唯我论的主体,理性具有自身的确定性,它既是自己的标 准又是他物的标准,完全不需要倾听他者的声音。一切都要还原为理性并归于理性的统 治。

      唯我论的主体是超然于世界之外的,对于它来说世界是异在的存在,是作为对象而存在的。主体不是生存于世界之中,相反,作为对象的世界处于主体的静观之下。所以,唯我论的前提必然导致主客二分的立场。世界既然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对象,就不允许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因此世界自身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存在;只有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世界才能获得它的意义,成为可以理解的存在。相对于主体而言,世界只是有待加工的质料,只有经过理性的重构,才成其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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