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5-0032-06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与剧烈深刻的社会转型相伴随，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围绕体系改革的论争日渐冷却，“体系意识”趋于淡化，而“问题意识”明显增强，有的学者甚至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研究的变化趋势描述为“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1]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进行了深入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体系化的哲学理论的对立面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理论内涵是实践观点和批判精神，在于它彻底抛弃了任何“体系哲学”的构想，只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实质在于要求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生活。(注：南京的一批学者如孙伯鍨、张一兵等在一系列论著中表达了这种看法。)这些都是可喜的进展。 目前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向是：以某些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依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同学术群体中，已经呈现学派的雏形，形成了“比较对话”、“语境回归”、“问题研究”和“形态重建”等不同的研究范式。在共同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和理论创新这个主题之下，研究路径上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以下几种各具特色的研究取向：寻求与西方哲学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从比较对话中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并赋予其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意；致力于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充分地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华智慧，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新的实践经验的 理论概括和具体科学成就的提炼升华，从内容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坚 持“开新”必先“返本”，认为我们过去所宣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是从 前苏联移植过来的，顶多只能算作马克思哲学的次生形态，要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必须首先“回到马克思”，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等等。 很明显，上述取向之间虽然在关注重心或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一种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从而能够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本文拟对此谈点初步意见，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一 我认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流变史、发展史，着重从哲学形态上进行研究，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反映当代特征和实践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现在已经是我国哲学领域里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行。但是，20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史”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去看待，而是当成一些既成的结论去叙述。这些既成的结论，也就是被我们当成“原理”看待的东西，大多是从前苏联的教科书移植过来的，虽然经过了中国学者的整理、加工、充实和完善，但整体的框架结构和基本的原理原则，都没有脱离“斯大林体系”的 窠臼。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一套既成的“原理”体系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 。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当反思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和失误时，人们普遍感到，我 们过去所真诚相信和宣讲的那些被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名义下的“原理”，有相当 一些并不是真正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由此而提出的问题就是：(1)回头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怎样的?(2)往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怎样的?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思想理论领域里“拨乱反正”的展开，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 新时代的到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研究的任务 ，在20世纪80年代被同时提了出来。经过学者们20多年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 一门新学科已经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研究也在探索中取得了可喜的 进步，先后出版了几部新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或专著，这些著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结 构上都与“斯大林体系”拉开了差距。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理应为改革传统教科书体系提供思想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被变成了缺乏时代感和现实性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演变的大量文献的冗长的直观叙述，并且这些叙述基本上是按照传统教科书的体系模式来安排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的探索，则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走向某种“六经注我”的研究方式，变成了随意性极大的主观发挥，失去了应有的文献依据和历史根基。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上述偏颇造成两方面的研究都陷入了困境和低谷。笔者以为，走出困境和低谷的可能的选择之一，是把二者真正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向互 动的机制。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的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史”的研究离不开“思”的视角，否则“史”的研究不过是以“客观历史编纂学”的方式做着某种文献整理的工作。这里的“思”，也就是哲学史家们所说的“哲学史观”，而一定的哲学史观总是来源于一定的哲学观。哲学观即某种哲学之原理。“原理”代表着一种哲学最新和最高的发展水平，在一定意义上是“史”的完成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来说，只有当我们具备了充分成熟的“原理”时，才可能真正把握和揭示出它的内在历史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