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9-0043-06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等一系列变迁的内在需要，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理论沉淀与提升。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对变化中的中国现实的理论把握与理想现实构建之必要 。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更是如何引动现实生活需要解决的实践操作 上的严肃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就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获得了价值 定位。 一 从学理上反思、清理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活动中存在的、不利于甚至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诸多理论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可能性前提。在笔者看来，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碎片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立场。在学理上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碎片化”，必然在实践中简单地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否认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功能。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碎片化主要是以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来解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试图通过所谓“话语革命”或“话语转换”、“语词分析”等方式与途径将具有内在逻辑、完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肢解为各个孤立的语词或命题，落实所谓语义；并以时代特征变迁为由，通过否定个别命题、个别的理论，尤其是个别的理论结论，抽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语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视为一个知识系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特殊的理论意蕴与价值指归。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并局限于部分、局限于孤立的范畴或个别的理论，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范畴、命题、原理的简单组合体，并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品质、阶级属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陷入了新的“经院哲学”之困境中。 第二，割裂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的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别于其它哲学的属性特征，但其批判性之价值目标则在于指向蕴涵该理论之中的发展性，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是高度统一、互为规定的。然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探索中，却长期存在着偏重或孤立地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特质，而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忽略对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统一性内涵的深入挖掘。我们知道，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成了蜕变为一切现存的事物进行解释、说明，甚至辩护的手段与工具，借口发展，本应该加以批判的也都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而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化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为现存一切“东西”的理论阐释或理论备注，这只体现了其工具价值的特点，而抹杀了其与一切旧哲学的原则界限，从而取消与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革命性意义；反过来，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拆解为仅仅是以斗争、革命为目的的理论，就必然使斗争、革命丧失价值规定、价值判断与价值目标，从而搁置、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中所蕴涵的超越性。在理论内在关联性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割裂， 必然给现实的实践带来误导，产生革命与建设、发展的简单对立，导致现实中常常强调 批判、革命就忽略发展，反过来，强调发展就忽略批判、革命的两极对峙。这样的思维 方式，带来的后果是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问题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也就必然影响 、甚至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 第三，将应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等同的倾向。认真地透视各种应用哲学，其基本的理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来解析具体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在各个不同的领域的贯彻，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迁移”而不是新的发展，使多种应用哲学之基本的范畴、命题与逻辑未有其特殊领域性。如果对多领域的应用哲学加以还原，则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主要是“教科书式”的哲学原理在各个领域的阐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哲学原理版本的多领域事例性的拓展，是同一个“哲学原理”的“分有”。严格说来这并不是真正的应用哲学，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而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误认为是创新的应用哲学却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应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化、万能化，进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肤浅化、庸俗化。在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解析一切问题的通则与有效的知识性工具，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层面上对现实问题进行审视和加以概括的合法性。这种状况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带来的是肤浅化、应景性的结果，这必然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移植。随着改革开放，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可能的资源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中，有的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简单地照搬、移植到中国，形成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现实的学术态势。诚然，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其他民族哲学研究所取得的已有成果，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绝对不充分的，更不能以之来取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成果的生成是依赖于西方社会生活的事实，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决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生活的语境。若非如此，那必将忽略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就变成仅仅是哲学范畴的游戏，于中国社会毫无裨益。 第五，“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对立。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政治化的解读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相对而言却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研究与建设，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穷尽了一切真理，我们的任务就是“应用”。固然，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等同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注脚”是不恰当的，但反过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与现实中国的意识形态简单地独立起来也同样是错误的。有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存在样态上分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个体研究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认为官方意识形态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统的，讲坛或学院讲授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依附性的、简单注释性的，而研究者视 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个性化与多样化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中国功能显现多元管道的描述。无论是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学者个性化研究中 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割开还是简单等同，都不同程度地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 品质与根本的价值诉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其“真正性 ”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能真切地把握住我们时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则 是它能化为现实，化为生活，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