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5-0074-05 “哲学是人学”，这一在当代喊得十分响亮的理论主张，其内在的含义是十分复杂的 ：它既指“人”构成了哲学的对象，又表明哲学的任务是关注并服务于“人”。哲学作 为可言说的“话语”系统，都是提供给“人”所“听”、“读”的材料。在市场经济大 潮涌动的今天，对哲学的理解，不可能不受到“市场”这一客观力量的触动，哲学文化 的“消费化”倾向，在哲学与“受众”的联系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在信息社会，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哲学的生存和发展，脱离开接受者或“受众”，是不可想象 的事情。 但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哲学“接受者”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恰恰被哲学家所忽略。哲学家或“写”或“说”，往往没有想到其话语文本的“阅读者”和“听者”在哪里；“接受者”在哲学理性视野所覆盖的范围内，仍没有“出场”。这就造成：哲学家在不同理论逻辑中通过创造性的发挥，构建出多姿多彩的学说形态，但这种哲学家的“心灵独白”由于失却了社会受众的接受和评价，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却不 被社会现实所确认。“繁荣”的背后，飘荡着哲学无奈而“孤独”的身影。更为怪骇的 是，哲学家却把这种“孤独”视为哲学的禀性。在21世纪的起点上，哲学在审视自己的 未来前景之前，不妨先把目光漂移到现实，从中寻觅一下“接受者”，以解决“哲学为 谁而说”的问题，这可能是把握“哲学为何而说”的前提。 一、哲学：哲学家面对接受者的意义表达 哲学的原初本意即是对智慧的追求和对真理的仰慕。但追求智慧不仅仅是哲学家个人的权力，而是社会、实践主体的总体行为。从历史表面上看，一代代哲人通过对大千世界终极之理的思索，而积淀成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哲学”，但在其背后，却是一个个时代的人群及其对智慧的渴求。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是实践主体在社会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精神困扰，是时代推进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思想迷惘。无论是远古时期对“灵与肉”关系的思考，还是哲学创生之后对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反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无不是由社会主体实践中的问题转化而来的。哲学家作为哲学的诠释者，是以社会主体的思想“代理者”的身份出现的。正如恩格斯在描述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与社会主体的关系时所指出的：“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1]马克思也认为，“哲学家的成长”，“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2]哲学问题与社会主体的所思所想应当是互动的。 因此，哲学的解释者所阐述的哲理，不能不考虑哲学向作为接受者的社会大众的意义送 达。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彰显出哲学的价值，体现哲学的生命。尽管作为一种文化 形态，哲学与其他学科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有着相通之处。哲学的 真实意义与使命，就在于向社会主体昭示真理的认识方法和途径，并由此激发社会主体 的实践能力和变革现实的热情。从哲学的丰富性、差异性上看，任何哲学，都体现了哲学家具有个性的哲学语言和叙述风格，都蕴涵着不同哲学家对问题的理解水平和程度。如，我们通过阅读，可以分辨出孔子哲学语言的平和，可以感受到列宁哲学语言中所充满的激情，可以领悟出马克思哲学语言的持重有力。但是，他们的哲学决不是“心灵的 独白”，更不是以“自愉自乐”作为哲学探索的目的。如果借用现代消费观念加以比喻 ：哲学家都应考虑哲学的“市场”，都应想到哲学的“消费者”——社会大众对哲学的 认同和接受程度。 哲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哲学创造与哲学“消费”的互动史，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哲学在塑造自身的同时也塑造着接受者，并由此塑造着一个理性的世界与物质的世界。 中国传统哲学，以其内蕴的“平民”化特点渗透着浓郁的“受众”意识。当孔子率领他的学生坐着牛车周游列国宣讲他的“仁”“礼”之学时，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哲学主张扩展市场，为智慧的张扬在开辟一条理性大道。为了寻求受众，孔子不惜忍辱负重，到各国推行自己的主张，寻求思想试验场所。孔子的哲学，具有强烈的伦理政治意识，而这一点，恰恰构筑了哲学言说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通桥梁，使其铺垫出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石与理性延伸线索。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其一，哲学中所灌注的实践意识、实践理性，使其与社会主体的思想与实践易于契合；其二，孔子有感而发、触物阐理的哲学思维方式，完全是大众化思维逻辑的映射与再现；其三，孔子通过“有教无类”的教育方式，使其思想向社会公众层面的扩展减少了阻隔。孔子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在 后来的历史中形成如此大的影响，决不仅是源于后人的权威崇拜意识，最根本的是它所 具有的“交流”欲望以及对话性的哲学表达方式，拉近了哲学解释者与接受者的距离。 黑格尔尽管对孔子的哲学评价不高，但还是曲折地道出了其可贵之处，认为“孔子只是 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3]道家哲学虽然隐有思辩的意味，但在社会公众层面上，通 过言语转化为修炼功夫，一下子使受众与哲学阐释者有着理解上的沟通和共通。尽管也 有哲学家追求格物致知、穷究“万物之理”，但其在阐释上或是归之于“五行说”，或 是理解为“气”等，理性思考的结果归结为“感性”的把握，哲理的现实化、感性化使 其轻易地感染、影响了接受者。 哲学的形而上特征，在西方哲学发展中反映最为显著。但这种形而上的哲学运思，并非是对现实的远离，而是由于把社会公众的意识问题过度抽象化，使哲学的视线透向了表象的背后，从而在本质意义上对受众所关注的问题形成了深度性解答。这仍然体现着哲学对人性、人生的深切关怀。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由于其哲学和人们所关注的天文、数学等现象相联系，大多探讨的是宇宙中的问题，并以这种问题的实践性特征的揭示而使更多的人成为其哲学的接受者。比达哥拉斯名义上崇拜数字，实际上却是关注人生和价值问题的伦理学。这一派哲学通过执着于人的生命意义的实现，力图通过求知和修行以告诉人们获得幸福的途径，而当时的许多人也确实在这一哲学中有所感悟。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主张，第一次把“自我”作为一个对象加以探讨和研究，以理解人的心灵、理智和知识。苏格拉底所认识的“自我”，决不是理性上“自恋”情结的凸 现，而是告诉接受者如何认识自身。古希腊哲学家表达思想的方式也是有趣的，他们或 争辩于公共场所，或交锋于师生之间，既使哲学争取到受众，又使哲学的影响扩及到整 个社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通过人道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张扬，为人们确立了“ 理性法则”，让一切思想、实践为自己的合法存在做出辩护，从而使其理性原则在争取 、影响受众的同时催动起社会变革的浪潮。哲学为接受者而“说”，为社会不同层面的 公众而“说”，这是哲学本有的一种特性。近代以后，德国古典哲学把思辩形而上学体 系推进到极致，哲学主要是通过一代哲人的讲坛而走入社会，从而与社会公众的距离有 所疏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