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中唯物史观的自觉

作 者: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1 张立波(1968— ),男,山西闻喜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 哲学和当代社会理论研究。

原文出处: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话语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不断弥散和播撒,在相当程度上构 成了一种毋庸忽视的后现代语境。后现代语境不仅是思想意义上的,也是社会意义上的 ,具体到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形成了后现代视域。我们应立足于唯物史观,直面后现代 历史哲学的挑战和冲击,在此过程中,唯物史观也将获得必要的重释。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4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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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04)04-0015-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对后现代话语的译介、评论和研究愈来愈多,从 文学、哲学、史学到社会学、法学和行政学,几乎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受到后现 代话语的“洗礼”,以至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业已形成了一种知识、思想和社会 的后现代语境。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史观的当代性,一方面表现在它对当下语境的 后现代性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它对这种后现代语境的反思、批评和引导。

      一

      在20世纪80年代,新与旧、现代与保守构成思想文化界的二元对立。进入90年代后, 后与新构成了新的二元对立。人们依然记得新时期、新人、新社会、新思想等与“新” 关联的感觉:“新”带给人们的是新鲜,是希望,是机遇,是转折,是前景美好,但所 有这些,都无法抵挡“后”的思绪。几乎是一夜之间,“后”作为前缀的语汇弥漫于写 作和传播之中。

      作为90年代思想标识的“后现代”,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描述当今时代的无力感。 命名是认识和把握一个时代的必由之路,正是通过命名,我们才得以把不同的时代区别 看来,并加以精心组织,建立起基本的认知框架,使得各个时代各自安身立命。“后现 代”这个命名表明,我们暂且无法对当今时代做出合理解说,只能在“现代”之前冠以 时间概念“后”以示与“现代”的不同。由此,作为一个时代的“后现代”尚是无家可 归、四处飘荡的“幽灵”。二是表现出对“现代”的反思。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需要 对自己的基本理念、历史道路、荣辱功过加以回顾,它不再可能对启蒙以来所确立的思 想和精神保持完全的信心。人类需要暂时停下来想一想,或者至少,走得慢一些,边走 边想。对中国思想界来说,自80年代以来,现实方位的选择、对前景的展望,始终和不 断推向久远的反思结合在一起:从“文革”到“大跃进”,再到延安时代,再到民国初 年,最后上溯到晚清,乃至中国的整个文化传统。90年代的反思,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 标志,就是明确地以现代性反思的形式表现出来。[1]三是对当今时代发展方向的摸索 。后现代时期的摸索,不再有现代时期的大张旗鼓,不再有志在必得的必胜信念,相反 ,人们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了,人们不能再对可能付出的代价掉以轻心了。环境问题、 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的和平相处问题,乃至人性的问题,都需要认真细致 地对待和处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科学主义流派还是人文主义思 潮,都不能再有“惟我独真”的天真与傲慢。

      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地、普遍地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或者是借用布罗代尔“长时段” 的思维方法,无论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都应该置于20世纪的整体框架中加以思考。20 世纪的中国社会走向是寻求现代化,思想界致力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进而,应当 把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与思考置于整个世界的背景中加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 义思潮的弥漫,表征了20世纪末期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焦虑:

      一方面,尽管现代化仍然是民族国家的奋斗目标,问题却不再是那么简单。70年代末 开始的改革所造成的新的利益格局已经明朗,社会群体的分层、知识分子的分化,以及 由此引发的思想分化成为不争的事实。[2]关于公平与效率孰先孰后的争论,关于社会 道德风尚的思考,关于“共同富裕”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关系的讨论,表明民 众对于自己在既定社会结构中新的位置,都不能不追问:谁之主体?何种现代化?

      另一方面,90年代全球化的进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而 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知识发展的格局。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以文革以 及由此引发的20世纪中国叙事作为理论思考的背景,进入90年代,全球化则成为知识分 子无从回避的重要议题:中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位置如何?应如何处理与全球化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焦虑中悄然登场的。源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 对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的集中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广泛的 情绪在中国弥漫播撒不是偶然的,而有其现实的根基:首先,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及思想 状况亟需反思,而后现代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次,中国不断变换的社会语境 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左右逢源的理论契机,使它得以改头换面,不断寻找新的盟友和对 手;再次,后现代主义本身的纷繁和异质具有极大的现实包容性,对于既有的社会问题 ,它可以质疑、消解,也可以纵容、支持,当然,更可以调侃、戏谑。由此,我们看到 ,在9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化论争中,无论是作为犬儒主义的后盾、批判性的力量还是颇 具反讽色彩的悖论式话语,后现代主义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其弥漫播撒都是值得 关注和解读的社会与思想现象。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中国社会是否也发生了后现代 主义?或者婉转一点说,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1992年,《文艺争鸣》杂志率先 举办了专题讨论:“中国有后现代主义吗?”此后,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讨论比比皆是 。围绕后现代主义本土化所产生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目前社会状况 的估量及发展阶段的定位,二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与评判。这两个问题又是合二为一 的,即我们是否可以运用后现代主义这一认知框架来把握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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