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40(2004)04-0055-06 人无疑是自然进化的优秀成果，因为只有人才可以称得上是有意识的、语言的、文化的、符号的存在。否认这一点，一切争论便失去了基本的前提。抛开所有无谓的玄思，当直接明确地承认，人这一文化存在，所面对的最简单并且也是最带终极性的问题是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就是哲学上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文化模式，给了人一双不同的观看世界的眼睛，不同的处理基本问题的模式。 一 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最基本的层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文化模式的思维中，几乎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始理想，即人类与自然似乎曾经存在一个原始的和谐时期，其实这是一个文化错觉。根据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留存的史前期，约200万年，占人类存在以来99%以上的时间。“那时的自然不是人类的平静的、和谐的伙伴，而是庞大的、严厉的、危险的对立面……人类的敌人”。[1]根据进化论的学说，自然的进化经过了无数的试错过程，数万亿的个体、物种为此做出了牺牲。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2]这是一个漫长的狩猎采集流浪期。公元前1万年左右，人类文化产生了一场深刻的变化，人发现了种子的成熟，开荒种地，逐渐定居下来，进入农业文明时期。这是以自然为榜样的新石器革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 基于农业文明的文化背景，产生了其独特的主客体模式。当然中西方的文化思考是有很大差异的，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4]的天地人合一模式，及古希腊“人为万物尺度”的分裂模式。应该说这两种形式才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完整的基因。尽管有这种差异，但共同的生存背景却决定了差异中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的主要体现：认识与信仰、宗教与科学、神话与现实不分的神圣取向和自然本身的神魅化。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典型地代表了这 一时期人类的知识状态，伊壁鸠鲁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实东西的报道者”，“没有什 么东西能够驳倒感性知觉”，[5]所以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天真地相信“太阳不会比一 个脸盆更大”。其实唯物论的天真与唯心论的神秘是共生的，所以柏拉图要探求现象背 后那神秘的理念，要把握永恒流变背后的不变者，“而芝诺芬则望着天空说：一就是神 。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天体所报的宗教态度是人所共知的”。[6]“ 所以，宁肯听信关于神灵的神话，也比当物理学家所说的命运的奴隶要好些，因为神话 还给人留下一点希望”。[7]“理论上的宁静正是希腊众神性格上的主要因素”。[8]“ 观”代表中国古代的知识探索活动模式，《易经》观卦“大观在观上”，“观天之神道 ，而四时不庇”。儒家观天尊地卑找到伦理规范“礼”的合法性，礼，示旁，《说文· 示部》“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与 观同属人类探求活动方式的“察”，《说文解字》“察，覆也，从…祭，……祭祀必天 质，明明察也，故从祭”。这种探求活动也同样带有浓烈的神性色彩。 知识的天真，科学的朴素，与宗教的蒙昧与神圣，构成这一时期人类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作为人类存在之基础的自然，还不曾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而人类作为地球生物进化的造物，也处在一个较低的增长率。“公元元年，世界人口估计大约只有2亿5千万，只比现在美国的人口多一点点。那以后的1600年间，世界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到1650 年翻了一番，达5亿”。[9]自然不仅以其形象的神秘吸引着人，而且以其资源无尽不竭的假象鼓舞了人。农业的耕作种植以及有关工具的使用，是人类结束流浪，开始定居的技术保证。与狩猎时期相比，这时人类能够较为自主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存，主体与客体相分离意识的产生具备了历史前提。没有这种分离的意识，既谈不到人类的自觉，更 谈不上主体、客体问题。以模式来谈论主体客体，就是要在两极对立的结构中描述二者 的关系状态，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它以极性的存在为基本的逻辑前提。与农业文明相应 的文化模式以浓厚的神圣性为特征，自然对人类更多地显示出自身的神秘、奇异、无限 ，“是人类的榜样”。因此，主客体模式表现为不同层次上的依赖性。在人类与世界、 自然这一最基本的生存层次上，表现为人对自然客体的依赖性，从生物人类学的角度讲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存在，其生物潜能与环境阻力之间还处在自然调节的平衡状态， [10]这一时期不同民族都有关于创世时期大洪水的神话，水，这一生命之源，却以残酷 的面貌，留在人类生存的记忆中，环境的阻力构成了物种扩张的极为有力的制约因素。 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并不缺乏鬼神观念，从文字人类学的角度考察，“鬼者 ，归也”。“神者，伸也”。与耶稣“你来源于土中还要回到土中”，都是把大地作为 人类最后归宿。其次，在人与社会这一存在层次上，表现为人对社会的依赖性。这是以 对自然的神秘敬畏为基础的。东方西方尽管社会政体制度差异极大，但政体制度合法性 的理念却是相通的。这就是君权神授观念。在中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天地 自然秩序在社会领域的合法延伸，西方教权与世俗政权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但最后还是 妥协合一，维持一种等级秩序。这种依赖性使人具有一种社会归属感，归属感的缺乏或 被剥夺，是对人的存在的最严厉的藐视与惩罚，中西方社会政体对其组成个体的惩罚采 取过大致相同的措施：流放与驱逐。农业文化的神性色彩，并不仅仅赋予世俗政体以权 威性、神秘性，而且也是个体的人情感、心理认同的基础。科学的幼稚必须靠神话、诗 性来补偿，这是人类童年期的魅力所在。与这两种基本存在层次上的依赖性相伴生，精 神文化层面的融合性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生存技术的简单，分工水平的低下，客观上使 人能以较完整的形象出现，技艺与艺术、理智与情感、认识与价值、自然与伦理形成一 种素朴、神秘融合的状态。“农业文化承认了伴随生存的忧患、用宗教的精神拯救来忍 受……自然成了榜样，因此自然事物获得了伦理色彩”。[11]中国古代技术的最高境界 是“道”这一层次上的“艺”、艺术，古希腊语源学层次上也是“技”“艺”不分。在 某种意义上讲古人都是一些“完人”，但属于人类童年时期的完人，尽管在回忆中还让 成年的人类向往、留恋，但成人却永远不可能再返回儿童，否则，便是幼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