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发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构中，从市场交换体系走向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系，揭示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意象，构成了他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逻辑的现实基础。因此，生产理论不只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哲学透视，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维度的逻辑基础。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必须彻底放弃，因为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无法真实地建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变迁的重要理论前提，放弃生产在当代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正是各种文化批判理论陷入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与普遍性的理性规范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生产理论的这些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当代建构。梳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肯定性和批评性意见，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从而获得批判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是今天马克思哲 学研究中一个需要讨论的深层问题，也是我们清晰勾画当代理论的重要基点(注：参阅 赵剑英《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第1期。)。 一、生产理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中的生产概念，既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提升(注：俞吾金教授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中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论证。)，也是他区别于过去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想从交换层面，通过劳动券和交换银行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货币、交换价值实际上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在特征，都是由资本的生产过程决定的。“只要这 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 ，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 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也就是说，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既不能真正 地分析资本主义，更不能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当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生产过程， 并将生产提升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范畴时，生产理论实际上就体现出双重的 理论功能：一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框架；一是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更为 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双重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是合二为一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不断地受到了冲击和批评。在我看来，这种冲击和批评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生产理论的内在隐性冲突，一是对生产理论的全面批评。 生产理论的内在冲突，在我看来，体现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生产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环境。但这种生产力的概念，在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受到了质疑。按照卢卡奇的分析，随着生产的流水线与泰勒制的推广，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人的碎片化与物化，并且这种碎片化使人的心理走向了物化(注：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如果我们将这个分析与马克思的分 析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1)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中性的生产力概念在卢卡 奇这里已经具有了否定的含义。人的物化并不只是发生于生产关系层面，现代生产力的 技术结构就造成了人在身体与心灵上的物化和碎片化，当这种物化获得其合法性时，技 术就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关于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 中得到更为明晰的揭示。(2)马克思也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良知都成了在市场上可以出卖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 异化”的全面表现，但他这里所谈的还是交换层面上的“异化”(注：参阅《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9—80页。)，而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就发生 于生产过程中。这实际上就表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在内部遭遇到了隐性冲突(注 ：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哲学研究》2000年第 8期。)。 如果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看，我认为卢卡奇的理论见识是一次深化，并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随着流水线生产与科层制管理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先是在生产层面的组织化管理，然后延伸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导致了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规划，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及消费理念，这种规训与控制则进入到了人的身体与意识深处，并造成了一种幻象层面的认同模式。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控制和惩罚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明显的冲突状态表现出来，而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控制与 惩罚则渐渐地呈现为一种被所有人日益认同的模式，而这种认同模式，正如许多学者所 强调的，正是通过生产中的技术理性获得合法性的。但从理论自身的清晰界划来看，在 《否定的辩证法》发表之前，这些研究虽然在反对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理性，有的甚至 由此上升到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但获得生产意义上的“总体性”，并由此实现人类生活 的解放，仍然构成了勒菲伏尔、马尔库塞、德波等人的理论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尽管 此时马克思的生产力的中性思想已经受到怀疑，但作为哲学框架的生产理论仍然构成了 理论家们分析问题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隐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