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学功 [主持人语]如果仿效文学界流行的一个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然而，曾几何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某种“远离”生活的“学院派”倾向；与此同时，20世纪为众多西方学者所阐扬的“生活世界”理论，却未能在学理的意义上得到深入的研究。有感于此，我们几位青年学人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策划组织了这期专题讨论，试图把对当前哲学研究现状的评论和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以及当代西方学术资源的开掘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专长，从互不相同而又彼此相关的角度，共同切入“哲学与生活世界”这一主题。 有人说，哲学本来就是“贵族化”的学问，不必也不能“迎合”生活世界的旨趣，而应尽量与生活保持间距。但是，在这个“平民化”的时代，假如哲学只是生活中的“奢侈品”，它还会受到欢迎吗?李文阁博士显然对当前哲学研究的状况极为“不满”。在他看来，面对“SARS”之类的问题，中国哲学界的集体失语表明：哲学研究远离了生活。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哲学家们缺乏现实意识和价值关怀，而是由于现实意识的政治化、功利化、非哲学化、方法论和整体化所致。他提出了“生活哲学”的概念，力图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出一种哲学化的回答。 邹诗鹏教授似乎对问题抱着“留有余地”的态度。他肯定了“生活世界转向”的意义，认为它是当代哲学主题从抽象的理念世界到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向，显示了当代哲学理性及信仰状况的双重转变；但同时又对生活世界问题的过分“课题化”表达了一种忧虑，认为这可能会模糊甚至遮蔽当代哲学的生活关怀，以至于越是强调生活世界，就越是缺乏生活气息。哲学有待于确立自觉的生活意识，但生活意识不能代替全部的哲学研究活动。 在中国哲学界，“世界观”无疑是人们最熟知的概念之一。然而，正是这一概念反思的缺席，制约着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的深化。杨学功博士对传统教科书中的“世界观”概念作了辨析，认为世界观不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一个人们借以“打量”和“观照”世界的不同于知识结构的独特精神世界。以此为视界，基于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重新解读，作者阐发了马克思“现实生活世界观”的基本要点，指出这种世界观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 与之呼应并互为补充，唐正东教授先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 活世界”理论与马克思的能动的“生活过程”理论作了对比性分析；又从理论源起、具 体内容及方法论意义等角度，阐明了上述两种理论的最大区别——能否剥开生活世界的 表面现象，深入到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层面解读生活世界本身。依他之见，马克思在“生 活过程”问题上的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晏辉博士独辟蹊径，从元理论层次以及价值论和伦理学的视角，对“生活世界”作了 带有明显个性化风格的拷问。他认为，生活世界首先表现为一种实存，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的物理空间或边界。但是，生活世界更是一种意义世界。与其他的生命形式不同，人的意义世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创造意义世界的过程是人的生命的展开形式，人的生命的量与质即表现为其生命的显现方式和显现业绩。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作为对象化活动之过程和结果的意义世界就是人的生命的丰富性本身。由意义世界向人的生命的丰富性的回归尚有诸多环节，其中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认同—反观—确认；对意义的感悟需求与感悟能力。人不只是存在者，更是追问存在的存在者。哲学揭示生活世界 真谛总是悲情的，它以揭示当下生活世界之无意义的方式而指向一个更有意义的可能的 生活世界。 邹兴明和李芳英博士似乎对这一话题不以为然。据他们说，目前“生活世界”的理论研究已步入“困境”，即对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陷入了类似经院哲学研究方式的怪圈。 “生活世界”之哲学研究要真正“回归生活世界”，必须克服概念化的研究“困境”。 很明显，上述各方论者在同一语题下并未形成相同的理论立场，而是展示了一个相互商谈和对话的讨论空间。这也是我们策划和组织这次专题讨论的初衷。 [中图分类号]B0；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2-0027-28 意向意识与实践活动 ——生活世界之成 为可能的现实基础 “世”作为单体字指的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同的人自我照面并相互映现。当一个人出现在“世”里，我们就说他“出世”(“入世”)、“在世”。一个“出世”或“在世”的人无论以何种方式显现“在世”的形态，他一定以可以度量的重量和体积呈现给自己更呈现给他人，让别人感觉到他在那里。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感觉到与我类似 的他在那里，我想象着那些与我相似的他与我有同样的“内视域”和“外视域”，他们 与我有相似的感知系统、记忆、回忆、联想、想象、知觉、构造等；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还时时感觉到，我与那些与我类似的他们相遇、遭遇。不断重复进行的相遇和遭遇证 明，我无法离开那些不同于我的物和他者。有时我们表达着相似甚至相同的判断，在情 感上取得共鸣，达到视界融合。“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表象，但在通常的 确定性中，每个在场者(Anwesende)都能经验到同一个事物，并且都能在他所经验到的 东西的可能进程中去认识具有类似性质的同一个事物。因此，这就涉及了我们正常的实 践的生活整个地得以进行的那个日常的共同世界。所有那些被我们在此当作现实存在着 的东西，恰好由于共同的经验，总是被理解为了对所有的人存在着的东西。”[1](P251 —252)当然，在场者之间有时又是极为不同甚至完全矛盾的。就是这样，在“世”上有 诸多相似但却不同的“在世者”或冲突或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有相对边界的领 域。这就是世界。“在世的边界”这一提法虽不能准确指称世界的本质，但它却把握到 了世界之“在世”的意涵。当我们追问谁的世界的时候，立刻就出现了我的世界和我们 的世界两种提法。在实体的意义上，二者是有区别的。我的世界仅限于指称由我的“内 视域”和“外视域”合于一起构成的物理空间和意义空间。我们的世界从外延上指的是 我们的生存、生命和生活立于其上的介于蓝天与大地之间的空间，地球是迄今为止我们 能够生存其中的唯一家园；从内涵上说，我们的世界便是由我们构造的并生存于其中的 社会，在社会里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风俗、信仰，有山川、楼宇、乡村、城市 等诸多事项，它们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的界限，是我们共同构造的。在此意义上，我的 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就演变成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由于此，在人与社会何以 可能的解释上便有了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范式。实际上，我的生活世界与我们的生 活世界的关系决非像人们已经指明的那样简单，仅就我和我的生活世界而言，就不仅仅 是一个伦理学(整体主义)、经济学(原子主义)、心理学(先验主体的现象学方法)的问题 ，而毋宁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以为，从终极性或价值性角度说，我的生活世 界具有先在性，由我们的生活世界构成的社会乃是使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的条件和环 境；从现实性视角看，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尽管它们是人的 对象化活动过程及其结果，但它们一经形成，便成了人们以何种方式进行生产、交往和 生活的前提。于是，人的生活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总是先于生活世界是什么以及什么样 的生活才是好生活的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