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学功 [主持人语]如果仿效文学界流行的一个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然而，曾几何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某种“远离”生活的“学院派”倾向；与此同时，20世纪为众多西方学者所阐扬的“生活世界”理论，却未能在学理的意义上得到深入的研究。有感于此，我们几位青年学人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策划组织了这期专题讨论，试图把对当前哲学研究现状的评论和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以及当代西方学术资源的开掘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专长，从互不相同而又彼此相关的角度，共同切入“哲学与生活世界”这一主题。 有人说，哲学本来就是“贵族化”的学问，不必也不能“迎合”生活世界的旨趣，而应尽量与生活保持间距。但是，在这个“平民化”的时代，假如哲学只是生活中的“奢侈品”，它还会受到欢迎吗?李文阁博士显然对当前哲学研究的状况极为“不满”。在他看来，面对“SARS”之类的问题，中国哲学界的集体失语表明：哲学研究远离了生活。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哲学家们缺乏现实意识和价值关怀，而是由于现实意识的政 治化、功利化、非哲学化、方法论和整体化所致。他提出了“生活哲学”的概念，力图 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出一种哲学化的回答。 邹诗鹏教授似乎对问题抱着“留有余地”的态度。他肯定了“生活世界转向”的意义，认为它是当代哲学主题从抽象的理念世界到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向，显示了当代哲学理性及信仰状况的双重转变；但同时又对生活世界问题的过分“课题化”表达了一种忧虑，认为这可能会模糊甚至遮蔽当代哲学的生活关怀，以至于越是强调生活世界，就越是缺乏生活气息。哲学有待于确立自觉的生活意识，但生活意识不能代替全部的哲学研究活动。 在中国哲学界，“世界观”无疑是人们最熟知的概念之一。然而，正是这一概念反思的缺席，制约着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的深化。杨学功博士对传统教科书中的“世界观”概念作了辨析，认为世界观不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一个人们借以“打量”和“观照”世界的不同于知识结构的独特精神世界。以此为视界，基于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重新解读，作者阐发了马克思“现实生活世界观”的基本要点，指出这种世界观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 与之呼应并互为补充，唐正东教授先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 活世界”理论与马克思的能动的“生活过程”理论作了对比性分析；又从理论源起、具 体内容及方法论意义等角度，阐明了上述两种理论的最大区别——能否剥开生活世界的 表面现象，深入到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层面解读生活世界本身。依他之见，马克思在“生 活过程”问题上的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晏辉博士独辟蹊径，从元理论层次以及价值论和伦理学的视角，对“生活世界”作了 带有明显个性化风格的拷问。他认为，生活世界首先表现为一种实存，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的物理空间或边界。但是，生活世界更是一种意义世界。与其他的生命形式不同，人的意义世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创造意义世界的过程是人的生命的展开形式，人的生命的量与质即表现为其生命的显现方式和显现业绩。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作为对象化活动之过程和结果的意义世界就是人的生命的丰富性本身。由意义世界向人的生命的丰富性的回归尚有诸多环节，其中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认同—反观—确认；对意义的感悟需求与感悟能力。人不只是存在者，更是追问存在的存在者。哲学揭示生活世界 真谛总是悲情的，它以揭示当下生活世界之无意义的方式而指向一个更有意义的可能的 生活世界。 邹兴明和李芳英博士似乎对这一话题不以为然。据他们说，目前“生活世界”的理论研究已步入“困境”，即对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陷入了类似经院哲学研究方式的怪圈。 “生活世界”之哲学研究要真正“回归生活世界”，必须克服概念化的研究“困境”。 很明显，上述各方论者在同一语题下并未形成相同的理论立场，而是展示了一个相互商谈和对话的讨论空间。这也是我们策划和组织这次专题讨论的初衷。 [中图分类号]B0；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2-0027-28 一 应不应该研究“SARS”(亦称“非典”)，应不应该就“SARS”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对于医学家、生物学家不是问题，对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也不成为问题，但对于哲学家特别是对于以服务于生活为己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而言，它的确成为了问题。这反映了这一学科目前的存在状况。 就笔者的观察，对于“SARS”，目前哲学界存在着两种值得关注的态度：第一，不屑于谈论。持这种态度的学者要么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式的哲学观，把哲学等同于对世界(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或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世界)的最普遍、最一般规律的探讨；要么把哲学看作是“某种本体论”或者关于“形而上”的学问，认为哲学是对“在”、“此在”或人的生存等根本性问题的思考，而“SARS”只是一个突发性的、具体的历史事件，并非生活世界或人的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因而是一个非哲学化的问题，不在哲学思考的范围内。第二，不知该如何谈论。有些学者虽然意识到应该关注“SARS”，但对如何关注却一筹莫展。面对“SARS”，哲学家们“失语”了。除了《求是学刊》2003年第5期发表的郝永平、张立波等6位青年学者的一组有关“SARS”的文章和《哲学动 态》2003年第9期介绍的“清华大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沙龙”(第19次，吴彤教授主讲 )对“非典”问题的讨论外，笔者尚未见到其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