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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其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 而在我看来，细究起来当首推其将唯物辩证法较为彻底地和成功地贯彻于马哲史研究， 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学术形象。孙先生自己就特别强调：“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都应该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不是把方法看成是独立于事物本身 的‘纯粹’的逻辑学，而是内在于事物自身的。”[1](p.474)因此，马哲史研究的根本 任务，就是以逻辑方式再现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思想历程，揭示马克思主义(以及相应 的社会历史)的演进规律。当今天“是否有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已成为普遍的困惑、具 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面临困难时，孙伯的成功无疑具有重大的启 示作用。 焦点之争：是否存在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历程的人都知道 ，马哲史研究在我国似乎用得上“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的断语。“文革”结束后 ，适应思想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需要，马哲史研究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异军突起，其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之动态的、形象的以及多侧面的表达，令长期处于僵化、半僵化 状态的思想理论界耳目一新，因而迅速地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头羊。然而 ，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科学 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性问题——体系和方法，以及科学世界观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讨论尚未充分展开，马哲史研究就迅速地被边缘化 了。一些传统的追问(例如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划分)忽然间就似乎成了“伪问题”，一些 理所当然的命题(例如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下子就变成所谓的“形而上”了，这表明 ，马克思主义在此领域的话语权正迅速地丧失。究其原因，我们不能不承认此种状况实 在是当代社会在真理反思上迷误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对我国“文革”失误还是对“苏东 剧变”的反思，锋芒当直指僵化和迷信，再深一步，就指向对于真理的垄断，最后，势 必质疑客观真理或真理的绝对性。历史研究中只有相对真理(或多元真理)，只有解释和 理解，除此以外都是鬼话，这似乎已成定论。这样，以真理的追求为起因，却落入了相 对主义的陷阱，导致了“求异不求真”、“解构不建构”的心态，对于以客观规律性探 索为宗旨的马哲史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冷漠就在所难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一切似乎都是纯学术反思的结果，与意识形态无涉。可事实表 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类学科的兴衰决不取决于纯学术因素，其主题和理论前提都不 取决于学术，而取决于实践态势。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的僵化确实与思想方式的独断 独大密不可分，而从学理上细究，一元真理观似乎也的确可能导致真理的发现者垄断真 理，然而实际上这仅仅是可能而不是必然，把这一点夸大就否定了自觉创造历史(人民 群众解放自己的惟一形式)的可能性，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 的历史作用，无疑落入了西方意识形态的陷阱。因此，必须根据意识形态学科的特点去 建设马哲史，在学术自由探索的同时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毫无疑问，任何科学 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真理性问题，但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又有别于一般科学的真实性之处， 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其实就是特定利益的真实性。把狭隘利益夸大为普遍利益，这无疑是 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然而根本否认人民利益的现实性，把一切利益都还原为个人利 益，这同样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如果说，否定现实的普遍性领域(即人民根本利益)的存 在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预设的话，那么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就是其学理前提。因此， “只有一个马克思”或可以把握惟一真实的马克思，就是全部马哲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 主义立场的一个理论基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发现了真实的人类历 史及其规律，并使工人阶级及人民群众获得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尽管我们可以 提出千条万条的论证来说明“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对于马克思的解读”，可是只要否定 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否定“真实的马克思”的存在而代之以“怎么都可以”，就必然 从根本上消解了马克思的精神，就会陷入不能自拔的误区。可见，确立一个真实的马克 思是问题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伯的一切学术成就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 。 对于马克思的解读能否有惟一性?说到惟一性，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提问，任何解读都 离不开解读者，而任何解读者都不可能无立场，那么，对于史料、著作解读的客观真理 性又如何可能呢?其实，这种提问本身就有一种“割裂”的倾向，似乎客观性就等于完 全“洗刷”掉主观性，这是一种旧唯物主义的幼稚病。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以个人的 主观意向为转移就是客观性。因此，虽然每一种解读都是一种解释框架，都不免带有解 读者的主观性，因而出现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是必然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里无客观标准 可言。就原著研究而言，“每一篇原著的内容、角度以至于对于问题的提法虽都不尽相 同，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却都在于表现了作者的基本理论取向，亦即立场、观点、方法， 这就使得我们在判别是否忠实于原著时有据可依。”[2](序言)如何确定作者的基本理 论立场?孙伯在这方面的基本思路是，把思想的真理性奠基在再现作者的思想历程即 历史的真实性之上，把历史的真实性奠基在对历史客观关系及其矛盾性的完整把握上， 这就是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深层历史解读”的原则。作为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其思考 的哲学命题都是时代课题的折射，因而具有客观性依据。他认为马克思下述观点或许可 以成为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注释：“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 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 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 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3](p.216)十分有趣的是，他的成名作就取名为《探索 者道路的探索》。如果细读了全书，我们就会毫不怀疑，这正是他解读马克思的一贯原 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