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4)02-001-09 马克思的自由观在今天仍然有着其不可替代现实意义。但学界对马克思自由观的种种 简单化理解却妨碍着这种意义的实现。为此，需要做一种正本清源的工作，以揭示马克 思自由观深刻含义，并进而探讨其在今天所可能具有的现实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这 里所说的自由是指哲学意义上作为人类终极理想的那样一种生存状态，而非有限的政治 生活中的自由。而且，这里的考察亦非对马克思自由观的全面考察，而只是从艺术活动 与生产劳动的关系这样一个特定的视角对马克思自由观的透视。 一 笔者在多处已表明[1]，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因而对其自由观的探讨亦须 从其实践观开始。但在西方哲学史上，实践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含义，而是一个存在 着十分不同理解的概念。因而，为了把握住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确切意义，我们有必要从 实践哲学的创始者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对这一概念含义的变化作极为简要的回顾。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人类活动被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理论的对 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而“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 可变事物为对象”[2](PP.117-118)。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的是实践与创制的区别。实 践是一种自身构成目的的活动，而创制的目的则在活动之外。由于理论自身便是理论的 目的，因而理论是最高的实践。在此意义上，理论与实践是一类活动，而创制则是另一 类活动。包括理论在内的实践由于目的在自身之内，因而是一种自由的活动，而创制由 于其目的在活动之外，便不是自由的活动。在这里，目的是否在自身之内，即是否为自 由的活动，是将创制与实践和理论区分开的根本性标准。但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 所说的创制(poiesis)不仅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活动，而且包括某些门类的艺术活 动。亚里士多德把生产活动排除在实践之外，理论上的理由是生产的目的在自身之外。 其所以如此，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是和希腊社会中生产活动主要是由奴隶承担 这一事实密切相关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概念将一些门类的艺术 活动也包括了进去，因为在希腊人看来，“雕塑家与木工并无不同”，“因为这两种生 产都需要耗费体力，而这对于希腊人来说又总是被贬低的”。[3](P111)此外，在希腊 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模仿论的艺术观，也导致了对艺术的贬低。既然艺术只是一种对于 原型的模仿，甚至被柏拉图视为对于模仿的模仿，从而是一种远离真实的东西，那么， 艺术活动便只能是一种低级的活动。这样，“当亚里士多德将实践与理论和生产相区别 时，他心目中的实践实际上就是人际行为，而人际行为或道德伦理行为正是伦理学和政 治学的主题”。[4](P102)而在马克思这里，按照通常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相反，人 际行为或道德伦理行为只有附属的意义，而亚里士多德所排斥的生产却构成了实践的基 本内容。 那么，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大致上说来，起因于 人们对于生产和艺术对于人生意义理解上的变化。首先是人们对古代和中世纪模仿论艺 术观的改变。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种象征主义艺术观就已经萌生，[5](P377以下)而至1 9世纪，则已是“模仿说为象征主义所代替”，由于艺术“描绘的是单纯的形式或想象 性观念，它高于自然，而不是自然高于艺术”[6](P367)。不仅如此，在德国古典哲学 运动中，艺术或审美活动还充当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康德和席勒都把审美或艺术作为解 决自由和必然之冲突的中介，谢林更是将艺术直观视为达到主客观统一的绝对的最高方 式，就连对艺术有所贬低的黑格尔，也认为“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审 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7](P50、P147)。另一方面，人们的生产观也在发生变化。基 督教就已改变了希腊人对生产劳动的鄙薄态度。在修道院中，由于人人必须从事体力劳 动，“奴隶式劳动与自由闲逸之间的旧式古典对立已不复存在”[8](P45)。这就为近代 进一步崇尚劳动的创造意义做好了铺垫。在马克思之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将劳动 视为价值的源泉，黑格尔更是对生产劳动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将利用工具的 生产活动称之为“理性的机巧”[9](P394)。在这样一种观念背景下，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再推进一步，把生产劳动视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把劳动对 象视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认为通过劳动，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甚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便不难理解了。既 然生产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将其作为实践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这里尤可注意的是，马克思认为，在生产中“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0](P96、P1 30、P97)。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把生产劳动在本质上也视作为艺术活动了。或者说，生 产和艺术在这里都成了自由的活动的典范，从而也就成了实践的当然内容。我们看到， 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和艺术都被归为同类，所不同的是， 在前者那里，艺术活动被视为近于奴隶式的劳动，即被生产化了；而在后者那里，生产 劳动则被艺术化了，被视为近乎于上帝的创世之举(注：可对比米开朗基罗之说：“绘 画是完美的，神圣的，它忠实地模仿不朽的上帝的每一件作品……对我来说，无异于模 仿造物之中的上帝。”(转引自陆扬：《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上海文艺1999年版， 第4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