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人论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内在冲突(下)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长福(1964-),男,四川省眉山市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哲学研究。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马克思早期所树立的关于人的价值理想是个人所拥有的丰富的资质和禀赋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理想所反对的是把具有丰富属性的人变成一种片面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人论富于反本质主义的意蕴;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赋予了这一价值理想以“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本质,在其后的思考中,在为人的价值理想探寻现实道路的过程中,他又进一步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规定为物质生产活动,规定为资本及其运动的必然逻辑,从而回到了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轨道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人论中,存在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内在冲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4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3-0034-06

      三、马克思人论对本质主义的复归

      马克思在价值上向往一种具有足够丰富性的人的生活状态,他的人论的反本质主义意蕴主要包含在这种价值设定里。问题在于,这种丰富性远不是异质性。丰富性是一种和谐系统中的多样性,即在每一个个人那里,各种各样的属性都各得其所,并相安无事。马克思关于“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比方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特点。但异质性则意味着不相干性、甚至相互冲突性。打猎不仅有危险,而且有可能触犯野生动物保护法;捕鱼不仅是一种艰辛的劳动,而且被污染的河里可能根本就没有鱼(注: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也谈过河里的鱼跟污染的水之间的矛盾。当然,他针对的是其他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7-9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傍晚才有闲暇和心情去畜牧,可牲畜不能饿着肚子等上一个白天;批判需要长期枯燥的专业训练,而且话一出口就会得罪人,有时后果不堪设想。不仅如此,你打猎,可能会斫伤你孩子的恻隐之心,让孩子觉得你残忍;你捕鱼,可能会因技不如人而心生不快,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你想傍晚畜牧,你夫人却希望你陪她散步;你晚饭后从事批判,你父母可能会骂你吃饱了撑的。就算这些事你都顺心遂意地做了,夜里躺在床上,你照样可能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就算你怡然自乐,甚至不知老之将至,到头来你还是得黠然退出历史舞台和人生舞台。可见,马克思将人的理想生活设想为一种内容丰富的状态,虽然比那些干巴巴的精神等抽象本质少了很多本质主义气息,但也并非没有本质主义的思维品质。

      对马克思的人论来说,单就其价值设定而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是同时存在的,理论的演进既有可能朝着反本质主义方向前行,也可能复归本质主义的轨道。使得马克思人论最终复归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主要不是他对人的价值的设定本身,而是他对人的存在事实的解释,尽管这两方面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截然分开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有关解释的具体情况。

      虽然马克思在价值上崇尚人的属性的丰富性,但是,在解释人的存在事实时,他从未放弃过使用“人的本质”之类的概念,从未放弃过以抓本质的方式来说明人的状况的做法。

      在马克思开始理论活动的初期,他对政治问题最为关注。当时的德国人既是普鲁士君主的臣民,又是法兰西式民主的向往者。对于德国人的这两种属性——前者是实然的属性,后者是可能的属性——马克思从价值上肯定的是后者,他所给出的理由是: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不是人,而是动物;只有民主制度下的人才是人[1](P407-415)。这时的马克思不仅在理论观点上以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为本,而且在思维方式上也采用亚里士多德所发明的办法——把臣民之类的属性看作人的非本质的偶性,把公民之类的属性看作人的本质属性。他说:“如果德国的亚里士多德想根据德国的制度写一本他自己的‘政治学’,那末他会在第一页上写道:‘人是一种动物,这种动物虽然是社会的,但完全是非政治的。”[1](P410)因为政治在德国是专制王朝的专利。马克思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他写一本“政治学”,其中的人的定义必定是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原义的。马克思的这种把人的众多属性区分为本质和非本质,从而给人的存在事实以理论说明的思维方式,正是典型的本质主义,也是最简单的本质主义。

      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本质有了重大的变化。尽管马克思在价值上高度重视人的属性的丰富性,但他在为这种价值设定寻找理由时,仍然明确将一种特殊的属性判定为人的本质,这就是“人的类特性”——“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P96)。马克思论证这一观点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寻找人与动物的区别。马克思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P96)“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P96-97)应当说,马克思所找出的人与动物的这种区别是非常有新意的,在人的自我认识的学说史上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这无疑是需要充分肯定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正是这种区别同时又使得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显露出了明显的本质主义特征。

      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看作人的类特性,亦即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内容上看,比把政治民主看作人与动物的区别更加富于理论的独创性和新颖性。但是,从思维方式看,二者是一样的,即都是在人所具有的众多属性中挑选一种作为本质。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这一时期,被当作人的本质的属性,不论是政治民主,还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相比其他属性来说,不仅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和优先性,而且具有事实上的决定性和恒久性。反之,那些非本质的属性,不仅在价值上不合理或不重要,而且能够在事实上加以改造或剔除。特别是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被确认为人的本质之后,所有那些与该本质不相符合的生活现象、社会关系,比如分工、市民社会、私有制、雇佣劳动、资产阶级人权、宗教信仰等,不仅在价值上受到了否定,而且被认定必然会从事实上加以消除。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正是建立在所有这些坏的属性均能从事实上加以消除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对人的属性作本质和非本质的区分,尤其是根据人和动物的差异性所作的区分,往往蕴涵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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