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魏小兰(1954-),女,山西繁峙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主要从事哲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 100071

原文出处: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价值理性是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整合的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人的精神属性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具有主导作用,并由此产生人头脑中的理想自我、现实自我。价值理性就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潜移默化地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工具理性是人作为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工具理性的存在,借助于人的思维、观念、运算、操作等实践过程,为人们实现价值理性提供智力支持,由此也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价值理性与工兵理性的统一,不断验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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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63(2004)02-0063-05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精神世界中,每一种精神现象包括人的意识或心理现象的存在,往往互相投射,互相作用;它们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常常因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所诱发,主要是依据人在特定的社会存在中,其头脑中理性与思维的作用。人是理性动物,作为人的本性体现,理性好比人的精神世界中支撑与维系其精神肌体健康与活力的“血脉”。思维是人脑的机能和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它传导理性,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动地影响与作用理性。二者之间互相传导、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逐渐产生与发展了人的理性思维。如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科学理性等。本文侧重谈价值理性。

      一、理性思维中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体现一个人对于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价值”作为物与人的需要的一种关系,既体现为物的价值,也由此引申为“意义”,使价值一词的概念因内涵、外延的扩展而不断获得更深、更广的语境。价值的界定体现了人的内在需求结构及人的内在特征。价值存在于客体之中,但只有通过主体的社会实践去挖掘才能形成或实现。20世纪德国的韦伯说,价值合乎理性是人“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其它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1]由此行为者“向自己提出某种‘戒律’或‘要求’,”[1]并使自身的“行为服务于他内在的某种‘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或者某一种‘事’的重要性的信念。[1]在这个过程中,韦伯认为,“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甚至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而“他必须这么做”[1],这里,韦伯确认了人对自身提出的任何“做什么”、“不做什么”的要求与戒律来自人头脑中的信仰。其实,信仰的形成基于人自身的价值理性。这是实践中人产生并坚持某种行为,甘愿承担其行为后果的动力。

      我认为价值理性是人们自身本质的导向。人在特定的社会存在中,受其价值观指导,形成对人生价值的领悟,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由此产生头脑中的理想自我。价值理性就是通过调动自身的理想自我,实现对人本质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有序的、连续的、自觉的自我主导过程,人以此构成自身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个过程体现了人从动物界提升,并使人具有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本质规定。价值理性的产生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淀自我意识、完善自我认知、升华自我价值,增强对人自身本质属性的认识、把握而逐渐形成与发展的。作为实践中人的意识能动性的体现,价值理性的作用是提供人对自身生活意义的肯定评价及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评价。人们在实践中,其自身社会活动性质的确认或方式的选择,人对自身行为的自我调节等,无不体现价值理性的支配作用。

      价值理性有自发性与自觉性之别。这是由于价值理性所体现的人的价值意识、价值评价反映了社会存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在人们头脑中的积淀,所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不同,价值理性可分为自发性价值理性与自觉性价值理性。前者是人类社会所处低级阶段人的意识能动性的体现,具有原始性、自然性、朴素性;后者则是人类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强化自我意识,在对人类思维的思维、对自身行为的意识等过程中掌握科学的思维规律,树立完型人格,追求人性最高价值的自我实现等过程中不断形成。可以断言,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价值理性将会在体现三个文明的新的层面,引导人们不断挑战极限,开掘自身潜智,使人类主体性更强大。

      韦伯将数学形式等自然科学范畴所具有的量化与预测等理性计算的手段,用于检测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自身的行为及后果是否合理的过程,叫做“工具理性”。其含义具体说,即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物的最大价值的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是真理性,处理物与人的关系时,见物不见人,甚至认为人也是工具,因而为了积累经验而获取最大的利益,使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人的一切包括思想、观念、理论、感情等都具有了不确定性。其工具理性表现着人的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相互分割,轻人文、趋于功利化等倾向。[2]20世纪德国的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现代化压力,形成‘社会的子结构’。这种子结构最终侵入到军事、教育、卫生、家庭等领域。——即是说,它滋生一种子文化,这种子文化把个人熏陶成在任何时候都能使人从自身与它事物的相互作用的某种联系中,确认“自身某种‘有目的的合理的行为’”。这种“有目的的合理的行为”的子系统,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跨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创新的过程中,其社会的政治系统也逐渐适应这种处于“不断扩充趋势的子系统”[3]。哈贝马斯提出的“有目的的合理行为”的子系统即工具理性。资本主义国家开拓工业现代化道路,同步深化着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认识,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使工具理性逐步意识形态化,如表现在它对人的情感、道德、行为的控制等;并逐步产生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走向的巨大影响力。如对国家机器的控制等。

      一个人合目的、合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即个人精神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化,取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即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工具理性是一个系统,系统内又分为物质形态的工具与精神形态的工具;前者的存在好比一个人过河必搭桥,而桥身只有作为物质载体而存在,才能体现手段的价值。否则人过河的愿望只能是人的一种从精神到精神“自身划圆”的过程,即人永远实现不了过河的目的。两种形态的工具因各自工具效应的不同,使之各自又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物态工具具有服务于主体需要的直接效益;精神形态的工具则借助主体的逻辑思维所投入的抽象劳动,形成物态工具构成的基础,体现了精神形态工具服务于主体的间接效应。二者结合所形成的合力,体现了工具理性能实现主体客体化的手段价值;反映了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提供自身所需手段的精神能动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不断确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4](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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