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2-0025-07 在我国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以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等问题多有争论，形成了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在解读马克思哲学视阈上的差异。我们无意去评价这些解读视阈的是非曲直，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些解读中，可以找到一些相对有共识的解读原则。这些解读原则是：在解读中要把握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本真意义和真实意图；在解读中析理出马克思哲学与我们当代的意义关联；这种解读应该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如果我们对这些解释原则能达到一个共识，那么依这些原则，就应该把马克思哲学放到属于他的历史场景中进行解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尽可能地在属于马克思的历史场景中，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意义指向，寻觅实践、感性活动、劳动、异化、社会发展、共产主义等概念、范畴所编织的哲学之网的内在意蕴。在思想作为哲学的演化逻辑中，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应该是马克思哲学不可逾越的历史场景，也应该是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视阈。 一、从“是…”到“沉默”和“无”——哲学发问方式和问题视阈的转换 在哲学的历史中，哲学作为“爱智慧”的称谓，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样式，这些样式的区别在于“爱智者”问的问题和发问方式发生了变异（注：参见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原序”第18页；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7-9页。），从而引起哲学观照或问题视阈的转换，由此哲学才有了历史。 如果把泰勒斯的“万物的始基（本原）是水”这句话，约定为西方哲学的始端，那么，从泰勒斯到今天的主流哲学（现象学运动和分析哲学），就经历了一个从“是…”的追问，到“不可说就应当沉默”和走进“虚无”（空无）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作为“爱智慧”的哲学，在对“存在”的发问（海德格尔语）中，寻觅“存在”的言说方式的过程。对“存在”的言说方式的寻觅，就是要找到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走进那个“存在者”之中的“存在”的“林中路”（海德格尔语）。这个过程就表现为从“是…”的言说方式走向了“不可言说的沉默”。从“追问”（哲学就是“对什么的追问”）的开端到走向“沉默”，哲学大概经历了三种模式，即：古希腊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对世界“本体”的追问；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对言说方式划界的努力；康德之后，哲学从对“存在”言说的困境中走向“沉默”（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和“生存之为”（实践哲学、生命哲学和宗教哲学）。这些模式的更替隐蕴的是哲学发问方式的变更和哲学问题视阈的转换。 在古希腊，文明的核心是形而上学（当然还有希伯来的宗教情怀）。从泰勒斯、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形成的形而上学传统，昭示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处境及其存在意义的理性自觉。这种“自觉”体现在人类面对茫茫宇宙和人类的生存，生发出各种各样的追问：“我们存在着，这种存在由什么样的理由支撑？”“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存在？”这个“追问”之路，就形成了形而上学的历史（也是人类的精神史）。 泰勒斯作为人类自觉发问的第一人，是以说出了“万物的始基（本原）是水”这句话为标志的。在这个发问中，昭示着人类的这样一些精神欲求：人类与万物在“存在”中“应该”有个“始基”（本原），只有在这种“始基”或“本原”的思维前提设定中，才可为人类与万物的“存在”找到理由。这种对始基或本原进行追问的思维方式，确定了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基本走向。在泰勒斯的“本原论”（应该说是以泰勒斯为代表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虽然已经表明了人类对那个“始基”或“本原”的“惊异”，但在以对具体的指称对象进行言说的“是…”的语式中，必然蕴含了“回答”的思维要求。然而泰勒斯等对本原的回答却是取万物中的某一物来作为本原的，如水、空气、火等。这种“本原论”是在“分别”（非同一性）的意识中，用非同一的某物去说明他物（即用A去说明B，A与B是不相同的存在物），这种说明方式就是“是什么”的言说方式。这种“本原论”的言说方式的特点是：(1)由果及因。在“是什么”的追问中，由当前的某物追溯对这个当前的某物进行规定的某物，并且指出或确定（这种确定只具有逻辑意义，不具有实在意义）对当前的某物进行规定的某物是个“什么”。这种不同之物的相互规定，为形式逻辑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思维前提，也是科学形成的思维条件。(2)由“问”到“答”。这种言说方式包含着一种对“问之所问”要有所“应答”的“问答逻辑”。这种问答逻辑中的“问”，已包含了对“答”的规定和欲求。而“答”是对“是什么”的指向，之所以能对“是什么”有所“答”，是因为这种“问答逻辑”蕴含着原因与结果、实体与属性、质与量、本质与现象等思维形式。这也成为以后科学发展的思维原则。当哲学对“是什么”的“什么”失去兴趣时，也就把目光拉回到了那个“是什么”的“是”本身（存在本身）。这个转向是由巴门尼德完成的。 巴门尼德在当代西方哲学界成为显学，是因为他告诉我们哲学应该关注的不应是那个“存在者”，或“是什么”的“什么”，而应是“存在”或“是”本身。巴门尼德是在前此哲学将不相同的某物作为本原的智慧中，找到了这些某物的同一性，即“存在是存在的，他不能不存在”；因为“存在者存在，不能不存在，而存在者不存在，则不存在必然存在。”巴门尼德区分开“存在者”与“存在”或“是什么”和“是”本身，将“存在”或“是”本身作为了思维的对象。巴门尼德虽然提出了“存在”或“是”本身的问题，也指出了“存在”只能由自身去规定(A→A)，但用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去指称“存在”或“是”本身，却是他未能意识到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巴门尼德的问题是：用不能诉说“存在”的“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去诉说“存在”本身，最后只能在诉说中失语。应该说，巴门尼德的这个哲学悖论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康德（注：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历史命运中的地位和作用，请参见拙文《从“是…”到“不可说就应当沉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