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4)02-0026-05 一、“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有关规定 谈论“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后马克思主义”。目前国内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研究和理解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了“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这三个范畴来框定“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出现的不同视角和派别。[1]还有其他研究者提出了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划分和看法。[2]我们认为，在研究伊始，对这一派别做一概要的划分很有必要。但重要的是找到“后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派别的根本特征，并依据这一特征使之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派别区别开来，进而廓清“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并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基于此，我们倾向于从广义和狭义这两个视角来划分“后马克思主义”。 首先，关于广义的划分。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它包括国内学者多已熟悉的西方哲学家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是立足于解构主义的立场，来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理论进行批判分析，这一点在德里达、鲍德里亚和利奥塔那里表现得最为典型。如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及其方法试图彻底摧毁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自然也包括在其解构和摧毁之列；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其早期还试图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他在《生产之镜》一书中，试图从“符号”和“象征”视角来动摇马克思哲学的根基，尤其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及其唯物主义的理论。利奥塔更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后现代论”者，他对宏大叙述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攻击已众所周知。然而，对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解构哲学家并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具体方向，也没有进行多少学术上的努力和建构。 把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奠基于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之上，当然主要是从学理和逻辑上所进行的划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马克思主义”被称为“post-Marxism”，而非“after-Marxism”原因之所在。像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所著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从时间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追踪研究，他所着眼的是“after”而非“post”。另一方面，对“后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这一逻辑划分，并不说明在时间上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左派思潮没有限定。这一时间大致而言始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标志着广义“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显然，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广义界定，虽然名为“广义”，但其实已经把当代西方的某些左派思潮排除在外了，如当今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因为无论从哪一角度看，哈贝马斯并不赞同德里达等学者的解构哲学，而是主张他的“交往理性”等新理性哲学思想。因此，尽管哈贝马斯试图“建构”和“发展”自己所谓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他还专门著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但由于其思想与解构哲学思潮格格不入，自然也就不应该被划入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之列。应该说，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广义上的划分，与国内学者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概念，在具体的规定和外延方面相当接近，但我们并不主张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之外衍生更多的概念，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理解上的困难。当然，我们也不同意国内有些学者把哈贝马斯或保罗·利科这样的解释学家划入后马克思主义之列，因为如果这样，“后马克思主义”的外延就显得太大，成了什么都可以“装填”的“大口袋”。[3] 其次，关于“狭义”划分。应当说，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它是由英国著名学者拉克劳和墨菲于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率先正式提出，并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一种理论思潮。在该书中，拉克劳和墨菲通过对“领导权”(hegemony)问题的谱系学考察，试图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多元、激进、民主”的左翼政治理论，并正式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新“发展”命名为“后马克思主义”。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是由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及其延伸。 自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提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之后，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理论属性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并逐渐超出哲学和政治领域，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和渗透，并引发了一场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争。D.福格斯(David Forgaes)于1985年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上撰文，对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基本上持肯定立场，但他认为，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他们书中的理论成功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但对拉克劳和墨菲持激烈反对的也大有人在。1987年英国的《新左派评论》杂志在第163期上刊登了有关诺曼·格拉斯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长文，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评。格拉斯主要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拉克劳和墨菲进行批判的。他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在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什么“后马克思主义”，而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一批评，同年，拉克劳和墨菲在《新左派评论》第166期以“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为题目回应了格拉斯的激烈批评。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主张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来发展，而不应把它当作宗教教条，绝不能像格拉斯那样一味地抱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及其结论不放。他们认为，在20世纪的今天，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身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面对着多变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形势，工人阶级也必须采取新的策略，肩负其“民主”的重任，并在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注意“领导权”的策略，等等。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一争论，深化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拉克劳在1990年出版的《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就《策略》杂志提出的有关“后马克思主义”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和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