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4)02-0016-06 一、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由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版图和精神家谱中，正如我们看待久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已明显走向终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也逐渐为思想学术界所摆脱。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的借口[1]，某种程度看甚至反而转变为在高水准上阅读和讨论马克思主义之新的思想动力。所以我们能够很快地认识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盛行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只是“知识界精力的一次新的突然爆发”，它是西方知识界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做出的新的理论解释。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马克思学说的探讨和重新解释已经涉及到每一个领域……主要的出发点是哲学。在这里，叫做‘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直是最热烈争论的主题和彻底修正的对象。”[2]其语境或问题意识可以归结为“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 整体而言，诸多智力非凡的西方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做出理论回应。这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人文社会 科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均是通过一种替代立场去思考“有谁敢谈论一种马克思的精神，或者更严肃地说，谈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之类的问题。[3]应该说，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具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看法的某种反教条主义的提示意义，但是，这种思考中最令人诧异的一种说法是由德里达提出来的，即“我们不是非得要求得到马克思的同意才可以去继承他的观点：继承这样那样的观点，不过这并不是要去继承来自于他的观点而是要去继承通过他、借助他来到我们面前的观点。我们不是非得要假设马克思与他本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似乎对恩格斯吐露过自己的心声：‘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是确然无疑的。’为了说明同样的东西，我们还必须引用马克思作为权威吗?)”[4]。 在此语境中，不管德里达本人愿意怎么想，解构主义实际操作起来的确产生了一种对“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公理体系”的不可克服的“歪曲”影响，这种“歪曲”虽因应 着思想或精神的每一种本质形态都具有模糊性的特点而势所必然，但情理不通的是：照 德里达看来，“形态转化”乃是马克思一生中那些最著名的概念之一——使得一种“新 的”“马克思主义将不再保持过去为人们所习惯借以辨别之并且批驳之的旧面目了”[5 ]。 这里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凡一种形态与其它形态越是不可比较，发生误解的情况就越多。如果这些陈述得到了更为仔细的考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里达丝毫没有在“人们现在害怕他们将认不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担心面前感到发怵，相反在他看来，人们应当害怕的是“那种从未放弃马克思的遗产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那些准备换岗接班，不过却隐藏在忧心忡忡的反共产主义专家们尚未练好本事去撕掉其伪装面具的形象背后或引号之中的，隐秘的马克思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或准马克思主义者”[6]。德里达的意思似乎是：既然问题的关键不再是什么是“本来”的马克思或者“原版”的马克思，那么，如果不理解马克思的对立面，就没有可能推进马克思的思想立场。而“推进”必然只能在忠于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然而，绝对忠于“本来”的马克思 ，就只能意味着禁止我们打开马克思的作品，阅读必然只能是既在又不在“原本”的语 境之中进行，所以，德里达深知，阅读即产生差异或误解。 于是，一切都重复地集中于这一问题：“究竟什么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马克思生前就已经存在的话题，很久以前被言说，特别被浪漫主义者言说，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视自己为“现代”，可以说，今天的“新”和“现代”既是意识的这些形式和表达方式的剧烈化，又是意识的这些形式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说的。 总的说来，“究竟什么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现实的、尚未解决甚至在解构主义看来是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的落脚点，是同人们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非科学或超科学的解释方式”相联系的。德里达说，某种弥赛亚式末世论的解放战争在今天乃是“世界性的战争”，“马克思主义立刻就变得既不可缺少同时在结构上又是不够充分了”，一种“弥赛亚式的末世论”必须被用来“去分析技术——经济学中因果关系之间新的结合点”[7]，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于新的形势和意识形态的新思想。 二、把价值判断变成了本体论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以多样的方式对马克思提出问题的立场背后，隐藏着在以“价值为中心”中寻找“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源之可能性，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卡尔·洛维特语)。由于此问题的立场是以一个经过当代生存论本体论的洗礼而使人人都明白其荒谬的前提为取向的，所以真正的问题似乎可以这样来提：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够是一门科学，因为它也许根本就不像一门科学。 在有些人看来，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倚重于他的“科学性”的工作，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1848年革命性危机使他看到了哲学的局限。因此，他在《资本论》中采取了更多“实证的”姿态，他开始思考经济和历史材料，这些材料成了马克思判定何者可能、何者不可能的基础。由于这一点，马克思为其他的知识代表人物所敬仰和承认，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正如布朗肖特所说，马克思是“一个科学人物，他符合学者的伦理”[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