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概念本身是天然合理的吗?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人类的认识和存在有什么非凡的意义吗?当我们在一切文本和语言游戏中不自觉地运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在 前理解中承认了“主体或主体性”概念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这么做是对的吗 ?为了使用的方便就可以允许卤莽和轻率甚至不负责任一味存在吗?如果我们从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所引起的不良后果来看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次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 不可否认，主体或者主体性的概念确实给我们至少从表达上带来了某种方便，使我们可以勇敢地宣布世界的二元存在以及我们对世界本身的无可怀疑的优先性和支配性。与其说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伟大真理，毋宁说这是一种容易使人产生狂想和亢奋的麻醉剂，只因为这个概念暗合了人性的一些致命弱点，抓住了人急于确立自我、急于展现自我的急躁心态而获得了长驱直入和全面胜利。不可否认，就因为这个概念，我们暂时在感官的层面上获得了一时的愉悦，当然也就在庄严肃穆的世界面前获得了暂时的荒谬的自 信，但是，在接下来的所有日子里，我们却要为我们的这种轻率所引起的对于人的良知 的误导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主体性概念本身有一个陷阱，当人把自身当作主体的时 候，他就随时都面临着自身被异化的危险。有学者对此曾有过明确说明：“主体自身的 异化是在主客体关系中发生的，是主体的主体性的丧失，是主客体地位的颠倒”。(郭 湛《主体性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这个观点告诉我们，当我们 一定要把自身看作主体时，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承认了客体的存在，当有了主客体区 分的时候，我们就一定面临着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把主客体的关系相互颠倒，这也就意 味着人对自身的异化，而这种异化在历史和当下的境遇中对人说来都是现实的。可见， 在这种主客体化了的关系中人实际上会遇到更多的麻烦，即人更容易丧失自我，而不是 获得自我。 一旦我们有了主—客二分这种观念，那么人与世界就开始对峙，“人定胜天”就成了 我们一种不自觉的追求，自然只不过是人手中的一个玩物，人随时都可以自作主张。在 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这才有了工具理性支配下的近代工业，也才会有近现代工业所引起 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其直接的后果——能源短缺等已经直接地危及到人的生存的许 多问题，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中首次的最直接的不和谐。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 这种观念更为可怕和短视，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的相互对峙，都是“主体—客体 ”观念的直接践行，国家之间相互视对方为自己的客体或者说敌人，都极力争取自己对 于对方的主体的优先权力，把对方理所应当地视为有碍自身发展的“他者”。而不是像 普列汉诺夫所说那样，“我是我——对自己来说，同时又是你——对别人来说。我是主 体，同时又是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主义思想宝 库》，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看到了割裂 主客体的虚妄性，他强调不管是对待人自己，还是对待不同于人的其他事物，我们都应 当把“我”和“你”统一起来，树立一种主客之间严格平等的观念，这种平等性的要求 实际上就是对于主体性思想的一种修正。 然而，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的相互对峙，却恰恰走了和这种在今天看来无害的观点相反的道路。甚至当我们今天再次面对历史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从“伟大行动”的背后去找原因，只是把这种历史的不体面归于人类历史偶尔的情绪化，“一切皆属正 常”，这种貌视通透和宽容的背后所实藏的愚蠢和无知甚至可笑很有可能把我们再次欢 送到愚蠢的老路上去。如果有人去做稍许的关怀，那么，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 就不会以同样的逻辑简单地一再重演，“9·11事件”这样的历史悲剧也就不会在自由 女神的脉脉钟情下浓烟滚滚，非洲难民的亡灵也更不会在撒哈拉大沙漠的空寂中一再徘 徊。也许，我们现在还可以说，那都是“他们”的事情和遭遇，我们只要以廉价的同情 和物伤其类的本能稍加对待就可以心安理得，然而这种悲剧的一幕幕上演和我们对这种 上演的习以为常所招致的冷漠和人对生命的不尊重不正是历史对我们所剩无几的良知良 能的又一次堂而皇之地公然歼灭吗?历史是人的历史，但当人对历史选择不负责任之时 ，那么历史就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加倍地“补偿”人自己。我们玩弄历史的书写方式 ，而历史直接玩弄我们!这是国际社会中这种观念所引起的后果体现出来的逻辑。在我 们民族内部，一向主张“天然合一”的谦谦君子也曾经热血沸腾，在以“左派”领袖权 威的领导下，这种民族政治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大写的你”和“小写的我”的彻底不同 以及这种不同要求的我对你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把“主体”“客体”观念更是演绎得淋漓 尽致，“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早汇报，晚请示”等等在今天 看来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却被以全民族的空前的巨大热情和宗教般的虔诚非常 认真地对待过。 历史的帷幕是暂时拉上了，然而，历史的迷雾却依然挥之不去。如果说我们只把这段历史归于偶然或者几个特定人物的突出作用，那么，我们一定是极为可悲的；如果我们单凭一腔美好的愿望固执地认为它将不可能再发生，那么，我们一定是极其可怜的；如果我们只是摆出一幅沉重而又忧郁的表情，那么，我们一定是可恨的；相反，如果我们愿意认真地去反思这种历史表象背后的一些人自身的方向感的错误，并且能够把它和人 类生存历史的近现代局限性自觉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将是可敬的。这种不成熟的“主 —客”观念所引起的混乱以及对我们而言的惨重代价应当使我们清醒，我们应当摈弃“ 主体性”这一武断的想法，它只是一个偶尔出现在天边的以虹做弓的可以被张望的桥梁 ，但它不是路本身。路永远就在坚实的大地上，从来不懂得方便和取巧。“主—客”观 念是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个投机的权宜之策，它只会增加我们对世界的陌生和隔阂，似乎 这把利剑把问题简约明了化了，其实就在我们这么做的当儿，世界对我们而言却在悄悄 的隐匿，这种逃遁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阴谋，因为它以近求远，以给我们不断被熟悉的背 影的方式却把我们抛弃，其实只是一个影子而已。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林中树木巍然 矗立，长相毗邻却彼此不识。”(《海德歌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 996年版，第1163页)我们和世界的影子熟悉，却对世界本身变得更加陌生。人有责任澄 明自己的存在和他必须面对的世界，这不是对生命的积极执着，而恰恰是生命本身对人 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生命和人纠缠一起的一纸契约，人必须遵守，否则生命游戏就会按 人的缺席而宣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