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论的兴起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然而，按其本性而言，作为社会历史问题的价值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范围的研究已很难再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价值论研究走出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将其视野拓展到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本文试图在价值问题的研究中引入“匮乏”这一社会哲学范畴，以期为价值论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为社会价值论的建构奠定基础。 “物以稀为贵”，匮乏和价值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由于研究视野的偏狭，我国哲学界的现行价值理论对这种关联性重视得不够。纵观国内外对价值及其本质的讨论，可以将其概括为“观念说”（认为价值是一种主观观念）、“实体说”（认为价值是实体）、“属性说”（认为价值是客体的功能和属性）、“关系说”（认为价值是主体和客体间的一种关系）四种理论模式。这四种理论模式都属于认识论范围，很少论及匮乏与价值的内在关系，其偏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比较而言，“关系说”在分析价值及其本质时是深刻的、合理的。从理论上说，只要概念的界定是清晰的和没有歧义的，并且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保持概念含义的逻辑一致性，那么对于象价值这样一个哲学和日常生活中使用十分普遍的概念做出多种理解和界定是可以的。但是，就学术研究的继承和发展而言，使用与普遍含义相去甚远的概念却十分不方便，因而我们主张对任何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的界定应尽量消除主观随意性，研究者应尽量保持基本概念的可通约性和一致性。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价值理解为客体对主体生存和生命优化发展的意义和效应，它是主体的兴趣、意向、目的等所指向的对象。价值主体只能是人，依其现实存在形态可以划分为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社会主体三种形式。这三种主体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价值关系。价值客体是一切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意义和效应的存在物，是主体活动所追求的对象。价值客体可以划分为物质价值、精神文化价值、制度规范价值、自然环境价值和人的价值（即人作为客体的价值，但人不一定是客体就失去其主体身份）。对于现实历史条件下的主体而言，无论价值客体多么复杂多变，它们都不可能达到充分涌流的地步，而是始终处于匮乏状态。匮乏永远伴随着价值，没有匮乏，也就无所谓价值。研究价值如果忽视了匮乏，显然不可能深刻认识价值的本质。 匮乏，本来是一个经济学范畴，意指某种物品、商品因欠缺而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现代西方社会学家经常在社会资源短缺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社会哲学家弗洛姆把人的心理现象区分为匮乏（want）心理现象和充裕（abandance）心理现象。 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一种关于匮乏的心理学（参见弗洛姆《逃避自由》第377—378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首先明确地将匮乏提升为社会哲学概念。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匮乏是人类社会中具有恒常性和普遍性的现象，匮乏根源于人的生存需要和越来越高级的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它都要连续不断地影响人的命运，如果人类社会不存在匮乏，那是不可理解的，它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根据。虽然萨特关于匮乏是人类一切冲突和对立的根源，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但他对匮乏具有创造性的深刻分析为我们研究匮乏与价值的关系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 作为社会哲学范畴，匮乏标志着与主体需要密不可分的价值客体的稀缺性。它并不是一种与主体无关的自然的、自在的存在物的稀缺性，而是反映与主体需要有内在关联的客体的稀缺性。没有价值主体，也就不存在价值客体，所以，与主体根本无关的东西无所谓匮乏和充裕。另一方面，某些存在物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主体存在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由于它们因充裕而能充分地满足主体的需要，并不能激起主体对它们的价值追求，因而不构成事实上的价值客体。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匮乏也是没有意义的。例如，空气对人的生存来讲必不可少，但在一般情况下十分充裕，主体便不会把它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更谈不上价值匮乏。然而，由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空气污染严重，氧气浓度开始下降。这时，新鲜空气上了柜台，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匮乏产生了价值。据报道，目前我国深圳已有30多家经营氧吧的公司，而北京也不少于3 家（参见1995年6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匮乏与价值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匮乏与价值的内在关系，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层次上去分析。 首先，匮乏是价值产生的重要根源。匮乏并不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从最简单的生命大分子到高等动物的整个有机界的各种生命系统中，匮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凡是作为生命存在的自控制、自组织系统，在整个有机体生存和演化过程中，要不断地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因而它们必然产生多种“需要”。对于能满足这样一些“需要”的存在物，周围世界不可能充分提供，而是经常使之处于匮乏状态。这种匮乏现象随着有机体复杂性的提高，其表现愈益明显，在动物界尤其如此。但是，人类社会的匮乏与动物界的匮乏有着根本的区别。动物界的匮乏主要是由于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造成的，而人类社会的匮乏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即使是自然条件的匮乏也不能不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这种区别的更深刻意义则在于，人类在长期的社会进化和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与动物根本不同的复杂高级需要，因而，与这种高级需要相关联的价值客体与动物的需求对象有着根本区别。“对牛弹琴”之所以没用，是因为优美的琴声根本不构成牛的需求对象（至于现代生物学认为，优美的音乐对动植物的生长有好处，另当别论）。更为重要的是，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界现存的需求对象的匮乏状态，听命于自然界的安排和摆布。它们通过改变有机体的结构即改变需求而不是改造自然去消除匮乏。例如沙漠中的动物在水源匮乏的环境中不是象人一样靠掘井等手段消除水的匮乏，而是靠机体蓄积水分能力和耐渴能力的增强来减少需求，从而解除匮乏。这种状况就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象人一样成为创造价值和追求价值的存在。对于获得主体地位的人来说，它消除匮乏活动的指向不是消减主体的需要，而是改造外部自然界。也就是说世界之所以需要改造，是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正是从这样一种理论思维逻辑出发，发现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活动，并以此出发建构了唯物史观的大厦。他指出：“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这表明，外部自然界因匮乏不可能满足人的需要，人必须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来创造价值，以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对待自然界匮乏的这种态度和消除匮乏、创造价值的实践能力就决定了人是一种价值存在。对主体而言，绝对不匮乏的外界物不可能激起主体与之相关的创造欲望和创造活动，其自身也无所谓价值。价值客体的匮乏使价值得以产生，人通过创造价值又消除着匮乏。然而匮乏的消除使主体需要进一步得到满足的同时，新的更高级需要又被激发和创造出来，新的匮乏随之产生。主体需要不断跃进和固有的超前的特性使人类永远处于价值匮乏状态之中。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匮乏——消除匮乏——新的匮乏的“循环”中演化发展，而每一次“循环”周期的完成，都使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水平跃上更高的层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生存层次上的物质价值匮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能够消除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现代科技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加速了人类消除物质价值匮乏的历史进程，当代人类社会正处在这种进程之中。但是，从根本上说，由于人的需要的复杂多样性和无限发展的特性，使匮乏将永远伴随着人类。匮乏是人作为一种价值存在而存在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