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浪潮，给中国哲学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它要求中国哲学界加快 资源整合和学科调整的步伐，加速培育哲学创新能力和建立中国新哲学，以有效应对全 球化带来的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全球化语境下的哲学创新，引发了一个需要哲学界去 严肃思考和认真回应的重大课题：面对由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 大哲学体系构成的当前中国独具特色的哲学生态，我们应当如何妥善处理三大哲学体系 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三大哲学体系的综合创新，来建设中国当代新哲学?哲学界又当 如何超越三大学科界限，拆除学科壁垒，共享哲学资源，展开各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 与对话，通过三大学术群体的良性互动以推动中国新哲学的早日创生?本文对中、西、 马互动的目标、切入点、机制、途径和问题等略作探讨。 (一)中、西、马互动，应以建设中国新哲学为目标。建设中国新哲学这一文化课题， 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考察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回应近现代哲学不变的主题——“古 今中西”之辨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清末到当代的百余年间，建立中国新哲学， 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不懈追求。当前中、西、马三大哲学体系并立的局面，则为近代以 来建立中国新哲学这一传统课题，给出了一种新的发问方式：哲学作为一种学术，从“ 唯意识形态论”的绝对束缚下走出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逐渐趋向合理发展后，如何在 当下这种由中哲、西哲、马哲三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哲学系统构成的哲学生态下 ，通过分属于三个二级学科(其他二级学科都可通过中、西、马的划分纳入到这三个子 系统中)的学术群体的互动，来思考、讨论甚至或有可能建立新的哲学? 知古可以鉴今，我们不妨以理学诞生经验为借鉴。唐宋时期，中国文化呈儒、释、道 三教并立状态。儒、释、道三教的文化论争，包含着正统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外来文 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理学家大多出佛入老，然后返之于“六经”，在融会创新中，以 理学的形式将儒、释、道三教熔于一炉，从而解决了儒、释、道三教之间长期的对立和 文化论争。同样，未来中国新哲学的建设，也有赖于中、西、马三种哲学的良性互动。 (二)中、西、马互动，应以回应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中、西、马三个哲学体系，都有 自身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有自身独特的学术焦点和思考向度，因而只有面向问 题，才能找到中、西、马之间的结合点或交汇点。在面向问题时，中、西、马分别以自 身熟悉的方式给予回应，发掘本学科的学术资源，并通过交流和对话来相互丰富和相互 补充。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以相对超越的方式来回应现实世界提出的问题，而当前 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具有高度综合性与复杂性。这些问题，既有中国自身的问题，又有 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既存在着“前现代”和“现代”问题，又存在着“后现代 ”问题。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几乎成了中国当代哲学的同义词，“原理”( 哲学原理)这一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的术语，把马哲定位于哲学理论的惟一提供者。现在 ，哲学研究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综合性与复杂性，需要整个哲学界来共同面对并回应中国 与世界面临的哲学课题，从而要求相应改变以往由单一群体来承担现实问题理论回应者 和提供者的角色的局面。只有中哲、西哲、马哲三个学术群体实现良性互动，才能提供 更为丰富的哲学资源，改变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片面化与极端化倾向，确保社会领域和文 化领域的健全发展。 (三)中、西、马互动，应以良好的对话机制和有序的学术生态为基本保障。在最近的 十余年中，原来意识形态挂帅、学术生态单调化的状态已被打破，学术生态呈现多样化 特征，学者勇于著书立说，标新立异，各种学术思想纷呈并立，出现了一些使用不同话 语系统的学术群体或知识共同体。这是学术创造活力的一种反映。同时，学术生态的多 样化发展，也伴随着一系列的乱象，恰如先秦诸子争鸣的时代，各个学术共同体之间、 各个文化子系统之间，尚缺乏良好的对话机制，也缺乏良好的辩论文化，因而不同学术 共同体内的对话难以有效：对话不是面向问题的交流和探讨，而是话语系统本身的碰撞 ；论争寻求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共识，而是对各自话语系统的确认。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 ，这种现象有着必然性。由于中哲、西哲、马哲三个学科各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地大量 引入西方理论资源，但在借鉴西方理论时，许多情况下不是借鉴该种学术的研究方法， 而是把依据西方经验与事实的理论本身当做方法，简单实用地套入中国的材料，轻而易 举地得出结论。这种治学的方法，也就难免导致对话语系统本身的强烈依赖性，因而学 术的交锋必然演变为话语系统的碰撞。在承认学术与思想多样化事实的前提下，学术生 态的有序化与学术对话的规则化必将成为合理与必要的追求，并成为中哲、西哲、马哲 良性与有效互动的基本保障。 (四)中、西、马互动，应以反思学科使命为前提。汉语哲学界面临的文化困境，要求 各个哲学子系统重新思考学术研究的使命。在纯粹学术研究或文本研究方面，汉语哲学 界在中哲、西哲、马哲三个方面都存在着中西对话问题上的文化困境，这个困境的根源 在于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在世界文化中地位与影响的根本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