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当代中国创建一种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有别的新的文明模式，一种新的生 活方式，我们必须构建中国哲学新文化。而实现“马哲、中哲、西哲”的圆融会通、良 性互动是构建中国新哲学文化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行这种会通与互动的过 程中必须发挥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由其特有的品格所决定的。 一、构建中国新哲学的呼唤 面对全球化浪潮，不少中国人正在苦苦思索：中华民族必须通过融入整个世界来振兴 自身。但我们是否一定要以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为使中华民族 大步进入现代文明的发展阶段，我们应该积极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中一切优秀的东西，但我们不能把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照搬到中国来，我 们要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创建一种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有别的新的文明模式，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主张不以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作为自己的发展样板，并非出自对西方文明的狭 隘民族主义偏见。事实已清楚地表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确实不是尽善尽美的。如果照 搬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我们要为此付出重大代价。上个世纪后半期由现代西方工业 文明的弊端所引发的危机此起彼落，一场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反叛已在西方世 界展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颓废主义是这种冲击与反叛的象征。只要现代西 方工业文明的弊端不割除，西方文明危机还会存在，甚至恶化。既然西方人已在遭受现 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之苦，既然西方有识之士正在为消除这些弊端而努力奋斗，我们 又有什么理由照搬西方模式呢? 如果我们对创建一种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有别的新的文明样式、新的生活方式的必要 性已基本获得共识的话，那么这种新的文明样式、新的生活方式究竟应该如何创建?一 种文明样式总是建立在特定的哲学文化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总是以某种哲学文化作为其 根基的。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以技术理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文化的基础上的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与技术理性主 义的内在联系。他们提出《启蒙的辩证法》一书的宗旨就是论证以技术理性主义为内涵 的“启蒙运动”的目的“总是在于使人们摆脱恐怖，确立统治权，但是被完全启蒙了的 世界却处于福兮祸之所伏的境况中”(注：M.Horkheimer and T.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New York,1982,p.3.)。正因为技术理性主义与现代工业文明有着如 此的不解之缘，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在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时总是着眼于从其根源上加以清 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理论家如此，其他一些理论家也是这样，韦伯对工具理性的分 析、齐美尔关于合理性的批判、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的剖析等等，我们都不陌 生，存在主义者关于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的论述我们更是耳熟能详。显然，我们要 建立一种有别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样式，当务之急是构造一种与西方技术理 性主义这种哲学文化相异的当代中国新哲学。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不可推卸的使命。 当前中国理论研究的现状，也发出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呼唤。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急切需要从各种学科出发和来自不同理 论层面的考察和思索。事实上，近年来知识界也已从各种不同理论层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其中，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领域所展开的探讨都很引人注目。问题在 于，倘若没有哲学层面的探讨，必然是不完备甚至是不深入的。当今学术界对一连串现 实问题的研究，之所以难以推出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关键在于缺少一种成熟的、有着 强烈的穿透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的理论框架，缺少一种广阔的、有着极高包容能力的思想 视域，而唯有哲学才能提供这种理论框架和思想视域。这是由哲学这门学科的特殊的性 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当代中国并不缺少“小技巧”，缺的是“大智慧”，而真正能孕育 “大智慧”的首推哲学。当代中国对哲学的需求是如此急切，哲学工作者则要问一下自 己：当代中国哲学界的现状能满足这种需求吗?在一种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之前，哲学是 无法履行在当代中国的职责的。 构建中国新哲学文化是几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哲人的梦想；构建中国新哲学文化， 一直是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如果说，在以前由于时机不成熟，由于受各种外在条件的 限制，这只能是一个梦想，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话，那么，当今一方面由于构建 这种哲学文化的迫切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另一方面由于构建这种哲学文化的条件 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成熟，从而当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梦想付诸现实。 二、实现哲学资源的圆融会通是构建中国新哲学的必由之路 构建中国新哲学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做出努力：其一，理论来自于实践，中国新哲学 的建构离不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哲学工作者应当密切关注并积极投 身于这一实践，并善于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在这过程中做出伟大的哲学创造；其二，中 国新哲学必然是在现有的中国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可能完全撇开现有的 “哲学生态”凭空诞生，因此中国新哲学的诞生有赖于中国哲学工作者对现有的哲学资 源的整合、挖掘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