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从对话走向创新

——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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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潮流,呼唤人类创造和运用新的哲学思维,为合理 解决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众多全球性问题提供智慧。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和交流是这一思 想背景的内在逻辑要求,并已凸显为国际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在中国哲学 界内部,由于传统的哲学研究方式以及教学体制和学术评估体制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哲 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长期处于相互隔膜的状态,很难整合各自的思想资源来回应时 代的问题,满足中国发展的实践需要,更遑论肩负起改变世界、指导生活的使命。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和思想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广西 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于2003年9月25—29 日在广西桂林联合举办了“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 家论坛”。会后,我们组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赵剑英编审、复旦大学哲学系陈学明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韩东晖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彭永捷副教授、华中科技 大学哲学系张廷国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白奚研究员等六位与会代表撰 写了下面这组文章,希望藉此推动跨学科的哲学对话和思想交流,形成哲学研究的视域 融合,催生一种富有时代品格和民族气派的当代中国新哲学。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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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特征无疑是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 化,人类社会形态及运行发展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所谓全球化就是由于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广泛运用,使人类不同 主体间的交往日益普遍化和紧密化,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由“民族历史”走向 “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这种交往的迅时性、关联性、互动性、开放性,基于信 息运动已成为物质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式,大大促进了人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互 补互促效应以及各自效率的提高,表明了社会的进步。

      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社会也是一个技术社会。当代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结构体系 是以信息、卫星、电信等一系列现代技术为手段和基础构建的。人们的交往对象、实践 和认识活动对象日益信息化,社会组织日渐网络化,高新技术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 的运用越来越广泛而深入。

      技术社会无疑是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跃迁,然而它也对人的存在状况和境遇 正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技术的变革难道不是正在推翻我们的时间观,我们对远近 空间的看法,我们对世界的描述,我们与生命、思想、肉体、疾病、残疾、工作、休闲 的关系?”(注:R.舍普等:《技术帝国》,三联书店,1999年,前言第4页。)在这种新 的技术社会中,人不仅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离不开技术,适应技术的要求,为技术所统 治,而且越来越生活在符号性的人工景象世界中。波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者深刻揭示了 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科技化、虚拟化、媒体充溢、消费主导,指出人类正生活在一个 “仿真”的世界,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 式呈现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注:参见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 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凭藉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媒体,人类正生活在真实 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转换之中。“从印刷人时代走向图像人时代这一步,是由于照相术的 发明而迈出的。”(注: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 40页。)如果说照相术的问世只是现代文化图像化、视觉化的开端,那么虚拟技术的出 现则为图像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得心应手的技术基础。“数字图像不只是图像制作史上的 又一项新技术,它还是一种新的书写方法,可以与印刷术的发明和字母表的诞生相提并 论”(注:R.舍普等:《技术帝国》,第98页。)。“不能低估图像文化,尤其是动态图 像文化,由于它们通过图像作用于情感,从而已经并将继续对表述与价值系统施加深远 的影响。”(注: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商务印书馆,1997年 ,第124页。)

      哈贝马斯就深刻指出技术理性的泛滥和对人的不断扩展,造成了对“生活世界”的“ 殖民化统治”,即“生活世界”的不断的技术化和体制化。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世界中 的交往行动按一种非工具性原则运作,无须满足体制对诸如利润、控制和效率的那些强 制性要求。(注:参见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 5页。)而体制对生活世界的统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活越来越几乎无孔不入地技术 化、工具化和规范化,个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置于由技术、管理规范、法律等外部强制 性的要求、控制和监督中,技术理性破坏了人际交往正常的、和谐的状态,个人的自由 空间不断被蚕食,社会—人文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生活世界的人文内涵变得日益薄弱。 (注:参见J.哈贝马斯、M.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可以说,人类由以前的自然人、社会人状态而变成为目前的“技术人”状态。

      技术化社会必然是一个风险社会。正由于信息运动已成为物质运动、社会运动的基本 方式,人类交往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各类社会主体间和社会事物间的关联性、 互动性、开放性和即时性大大增强,人类社会运行状态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也因此增强 。当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社会交往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和网络, 而由于各种原因随时可能引起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问题,如黑客攻击,网络的瘫痪引起 经济政治等各种交往的中断而导致严重的后果;二是由于当代社会的信息运动、传播的 技术基础和和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交往的关联性互动性整体性的增强,风险的传递效 应不仅迅速,而且会更加放大。如一个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在传统社 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而现在很可能造成社会某子系统以至社会系统的动荡甚至崩溃 。上世纪末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进入新世纪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突发危机事件,如“9 ·11”、“非典”爆发及美国电网系统大瘫痪,其影响之广、之深,传播之快,历史上 从未出现过。这些足以表明当代社会的高关联性、高依赖性,传递效果的高效率和瞬时 性,以及极度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鲜明地昭示了当代社会的特征。

      总之,当今社会是一个交往普遍化和紧密化的“全球化社会”,是一个由信息化网络 化数字化为构造机制的“技术化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风险化社会” ,是一个民族国家主权正在削弱、“世界公共社会空间”日益增长的“跨国社会”,人 的存在也正在日益成为“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历史的人”,即“世界公 民”。所有这些都表明着人类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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