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独立与自由的确立，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主导标志之一。然而，确立个性自由 的历史必然性与其在事实上尚未确定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地存在于社会生 活中。问题不仅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更在于人们文化认识的局限和文化模式 的限制。 一、“集体”死了! 确立个性自由与发展，是近代以来一切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的宗旨——实现人的解放 的基本目标与途径；为了确立个性自由，人文学家们发现了理性与历史，思辨哲学则把 普鲁士王国作为理性的最高存在，人们便将走出人身依附关系的个人前途与命运，与虚 幻的人为设定的“国家统治”、“宗教信仰”、“社会本位”等等连接在一起，希望通 过建立一种“集体”使个人得到归属。然而，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幻想，指出，历史什么 也没有做，真正做到这一切的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活动；国家和社会也只不过是个人的 本质活动中的现实投射。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出发点是现实活动中的现实的个 人，因而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革命不论其近期目标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以推 进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个性自由解放和发展是“丰富的个体”实 现，从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为基本、最为前提的问题。“丰富的个体”及其形成 是向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迈进过程中的基本阶段与基本形态。马克思青年时期在历史 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在其《博士论文》、《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 作中，各种理论阐述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主题展开的。“个性独立与自由”、“丰富的 个体”、健全的人格等的实现，以及社会的文化组织形态“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等，都 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基本形态。 我们看到，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尼采曾经兴高采烈地宣布“上帝死了”!这是几个世纪 人文革命的成果，揭开了人文精神得以确立从而使人的个性自由得以张扬的新篇章。而 福柯在尼采之后的20世纪慨然宣称“人死了”!他说，因为上帝已死，那些靠着信仰上 帝而维持生活的人不得不死去。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独立个性的个体的真实的存在与发展 。于是，人文学家们纷纷发现，带有依赖性的和自命不凡的“作家死了”!继而那种横 冲直撞的力图征服一切而又破坏了一切的“主体死了”! 这种宣称绝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评判和落实。每一次革命性的行动都 与社会文化的进步相联系。在我国，与之不谋而合的情形出现了：一种对集体组织的高 度依赖的心理惯性和行为方式，不得不彻底丢弃，因为“集体已经死了”!同样的，那 种所谓的“集体主义”也必须死去!我们必须适时地作出这样的文化价值评判和社会历 史结论，以免人们继续依附于那种已经腐朽了的或者成为泡影的东西——更确切地说， 通过确立个人的个性自由，来改变以往过时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获得掌握自己命运 的本质力量。 二、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现实解析 集体和集体主义曾经是我们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积极成果。它们对于改变旧中国半 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松散状态和萎靡不振、麻木不仁的精 神状态，是极其重要的组织形态和社会秩序基础。始料未及的是，在所谓的“集体和集 体主义”原则确立后，原有的集体和集体主义的活力与激情，以及它们所内涵的催人向 上的精神等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对个人的否定和对个性自由的压抑，是僵化保守 和固步自封。这种历史异化有着思想认识性的、社会结构性的和文化传统性的原因，值 得研究。 几十年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组织形态，确立了集体和集体主义 在人们生活实践中的地位，每一个人都在形式上成为了“集体人”——“单位人”。原 本在理论上和意愿上都是极好的事情：让所有的人有温饱、有工作，在现实中却走了样 ：这种“集体”和“社会”成了凌驾于所有个人之上的“实体”，操纵和控制着个人的 一切，包括对个人心理和思想深处的东西，使之完全曝光；个人成了一只羔羊，失去了 自主性。因此，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中，并没有真正的和真实的个体和独立的个性，有 独立的个性和个性自由的人是极其难以存在和发展的。在这里，个人与集体的局部表象 可见一斑： 其一，个人是归属于集体的，集体是实体，个人是集体的依附者，离开了集体的个人 无异于就是一个“无”，就像对他人有着依赖性的人离开了他人自己难以存活一样。我 们的“集体主义”就是由此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成为了我们社会道德理念的象征，以此 为标准来判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 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 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 是贸易自由，自由买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6、267页)事实上，资 产阶级的个人是深受社会这一强大力量压抑的。然而，我们建造革命的集体和集体主义 就真正地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做法了吗?当然没有做到。相反，我们把每个个人都纳入了 实体化了的虚幻的集体之中!这就使个别执政者由“公仆”变成了主人，施行封建家长 制。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实体化的集体”的人格化，就是那些施行家长制的所谓“领 导”。由于他们掌握了生杀予夺之特权，便开始了对人民群众进行全面的控制、任意的 剥夺，而且理直气壮。在这里，人身依附关系只不过是做了一次历史性的转移而已：从 对生产资料占有制的人格化的依附，转向了一种对“虚幻的集体”及其人格化的象征的 所谓“领导”的依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