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走进当代中国，并俨然以“学科”的形象在门类繁杂的知识丛林中抢占地盘 。然而，“人学”研究先天地追赶着悖谬：“人学”与人理应天生直接相勾联，但人之 进入“人学”殿堂已然需要逻辑的通道才有可能；人注定是要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而自 我创生，但“人学”却依赖逻辑把人制造出来，并仅仅对此种情境中的人充满着信心。 换言之，“人学”从学科建设出发来想人，就势必在守护自身的操心中把人的问题逻辑 化，由此达到对“理性人”信念的持守，并执于理性来叙说人的问题。如此这般的学术 理路，西方近代哲学已经作出了最为完善的表达，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哲学存在论之正 统——理性形而上学。于是，我们问：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如何能够在存在论上与 近代哲学区别开来以免重蹈覆辙?此等问题虽然我们一直讳莫如深，但终归不能存而不 论。有鉴于此，本文旨在阐明：理性形而上学依靠逻辑思辨而探究人的问题，恰恰把人 的问题所在的那个核心——人如何生存——严密地遮蔽起来；马克思最先深入到人的“ 现实生活过程”，澄明了人的问题的本源根基，从而展露了道说人的问题的真正可能性 。 一、近代哲学在何种基础上来想人? 近代哲学对人的问题的思考，由黑格尔给出了关键性的概括——“人乃是能思维的动 物，天生的形而上学家。”(黑格尔，1980年，第216页)由此我们能够感受到近代哲学 思维“内在性”原则的彻底贯彻，并约略窥见到近代哲学言说人的问题的基本路径和理 论边界。因此，我们的探究必得要照面这一断言的历史性，首先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 在”谈起。 基于人的心灵受到污染的判断，笛卡尔高呼“普遍怀疑一切”，力图为思维提供一个 “纯洁的开端”，实现思维的“清楚明白”。虽说如此，但无论如何都得有一个实施怀 疑的承担者，从而“我”就是普遍怀疑的“执行官”。这就在“我在”与“我思”之间 建构了一个推论性关联：“我思”的存在方式乃是怀疑，且必然是不可移易的，那么， “我在”就相应具有不容置疑的自明性。显然，笛卡尔把“我思”看成是“我在”具有 绝对自明性的本质要素。在此基础上，由于凡属真实的东西必定要经过“我思”才能得 到“内在的明证”，从而“我思”便是一切真实确定东西的存在基础。在笛卡尔的沉思 中，“我思”被赋予了用来奠基的存在论寓意。黑格尔心领神会，将此指证为对“思维 ”的确认，并肯定哲学由此就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可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 在”转移了西方哲学兴趣，开启了以思维为原则的近代哲学运动，确定了近代哲学言说 人的问题的基本理论预设。 然而，笛卡尔自始就遭到诘难。如果“我思”从何而来尚且暧昧不明，那么，以之为 基础的哲学沉思能有合法性吗?虽然笛卡尔想到了上帝的力量，试图求助于“神助说” ，但此举恰恰降低了“我思”的地位和权能：“我思”本身乃是一种“受造物”，那又 有什么必要将之奉为理论前提呢?然而，由于“我思”对于近代哲学关乎根本的重要性 ，所以，“我思”的来历是不能悬置的。这里进入我们眼帘的乃是康德。 康德发现了“我思”必定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这就宣告了“我思”的客观普遍 性。在康德看来，“我思”的功用只是引导“我”的一切思想，使之属于意识。就是说 ，“我思”是“规定者主体”，是“绝对的行规定者”。这些皆缘起于“我思”乃是“ 我”之“单纯的机能”，亦即“纯粹统觉”。这是“我”所固有的联结感性杂多的纯粹 “自发性的活动”，是“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这是一个“最高点”，一切知识皆 因之而成为可能。(参见康德，第155-157、349、391页)这表明：康德的“我思”已经 不是笛卡尔意境中的“我在思”——“思”是“我”的属性、在“我”之外，而是纯粹 逻辑意义上的“我等于思”——“思”就是“我”，是“思维之先验的主体”的“纯粹 统觉”或“纯粹活动”。在这种情形下，“人”与“思维”的勾联并非是时可有时可无 的偶然，而是确定不移必定如此的过程，由此呈现了“我思”本质上的内在巩固及其存 在的合法性。惟其如此，“我在”就不是起于“我思”的推论，而是基于“我”之“自 发性活动”且在感性上可被确定的现象。一方面，“我思”被设定为一切知识的第一根 据和所有规定的引线，理性形而上学获得了最为基本的奠基，近代哲学因端正了方向而 得到了原则性的充实和推动。另一方面，“我思”在来历上指派给人，或者说，人由“ 我思”而被建构为主体，此乃人之生存在世的基本身份。正因此故，康德不是简单地论 述“精神或人的灵魂”本性不灭，而是一力于论证用以引导人理性地生存的“先验原理 ”。换言之，人不仅应被看成“理性动物”，而且理当以此为范导来规约自己的生存。 尽管如此，有关缺乏感性来源的“能思之我”究竟如何可能，康德没有提供答案，毋 宁说这是其不能逾越的盲点。黑格尔站在康德的巨像面前，察觉到康德的先天不足，明 确肯定问题的出路在于还要指出理性先验性作为形式必定具有自己的内容，在于指出这 种内容仍然源于理性之自我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