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 阐释的，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的流行，科学 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当代西方学者在肯定科学技术的生产 力功能的同时，不但深入地分析了这一功能所蕴含的负面因素，同时也揭示出科学技术 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不用说，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的形成，对传统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尝试从改变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 叙述方式的角度出发，对科学技术的当代发展及其双重功能所蕴含的挑战做出积极的回 应。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三个理论前设 当我们检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尤其是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叙述命题时， 我们发现，在这一叙述体系中，存在着三个从未引起人们深入反思的理论前设： 第一个理论前设是：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也可以无限制 地进行下去。实质上，这一理论前设是“非生态学的”(non-ecological)，亦即它没有 考虑到人类在无限发展的生产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总体性的生态危机。 在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做出了经典性的叙述。在这一经典性的叙述中，马克思以十分简洁的语言论述了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等关系 问题，但并没有涉及到在当代生态学的研究中才被充分课题化的那些重要问题，如生产 、增长和发展的极限问题，地球资源和人口负载的有限性问题，生存环境的污染问题等 。无庸讳言，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没有出现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 ，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处于自由竞争的阶段，人类可能面 临的生态危机还完全处在被掩蔽的状态下。 在撰写于1883年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在叙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理论时，生态学问题仍然没有被课题化。恩格斯这样写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 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 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 、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 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 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 得相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显然 ，恩格斯的这篇讲话依然蕴含着这样的理论前设，即地球上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资源是无 限的，人类所从事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也是能够无限地向前发展的。(注：应该 指出，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意识到生态问题。他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 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 希腊、小亚细亚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 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 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 58页)在同一著作中，恩格斯还提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对松林的砍伐、马铃薯在欧 洲的传播所引发的问题等，然后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 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第159页)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虽然 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人类在统治自然的过程中可能陷入的麻烦，但一方面，他对人“统治 ”自然这一点并没有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对生态问题的忧虑，在恩格斯的全部理论叙 述，包括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叙述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事实上，在19 世纪80年代，虽然资本主义正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发展，但生态危机还未上升为 一个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总体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显而易见，在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的叙述方式中，“吃、喝、住、穿”这些人类的基本生存活动还没有受到环境 污染所引发的种种严重后果的干扰和影响。当然，我们并不能苛求恩格斯，似乎他应该 无条件地、超前地意识到将来的生态危机问题。 不用说，所有这些生态方面的问题，在晚年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并没有上升为重大的 、触目的问题。事实上，即使是在20世纪、甚至20世纪后半叶编写出来的关于历史唯物 主义的大部分教科书，也没有对可供开发的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生产增长、发展的 有限性做出认真的探索。要言之，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始终缺乏一个必要的 生态学的背景，这正是这一叙述体系必须在当代得以改革的重要理由之一。 第二个理论前设是：科学技术从属于生产力的范围，正如生产力始终起着进步的、革 命的作用一样，科学技术也始终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 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中，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规定的 ，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平均的熟练程度、科学和它在技术上(technologischen)应用的 发展水平、生产过程的社会联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关系( Naturverhaeltnisse)。”(注：Marx Engels Werke(Band 23),Diez Verlag 1973,s.5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页。德语形容词 technologischen在中文本中被译为“工艺上”，此处译为“技术上”，使其含义更为 明确；德语复合名词Naturverhaeltnisse在中文本中被译为“自然条件”，此处译为“ 自然关系”，因为在德语中，Verhaeltnisse的通常含义是“关系”，而Bedingung的通 常含义才是“条件”。)无庸讳言，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功能置 于生产力发挥作用的范围之内。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上的重要的发明物， 甚至还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在《 哲学的贫困》(1847)中写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 本家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 然而，作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伟大继承者，马克思也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 生产中必然会形成的负面的作用。他在研究中发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机器已 经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工人则成了机器的附庸：“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 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 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 ，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64 、563页。)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暗示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技术完全有可 能蜕变为一种支配和压抑劳动者的统治形式。马克思还指出：“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 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 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 内容。”(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64、563页。)事实上，晚年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和物化现象的批判也始终包含着这一重要的维度，即对蕴含在现 代科学技术中的各种负面因素的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