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

作 者:

作者简介: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9 孙正聿(1946-),男,吉林省吉林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哲学基础理论研 究。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叶以来以当代技术革命为基础而实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及转换,构成了 当代人类特殊的生存困境:一是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对自然的攫取所造成的“全球问题 ”,二是由对物的依赖性所造成的人的“物化问题”。人的“物化”问题,是当代愈益 突出和最为根本的“全球问题”,它构成了当代人类生存的深层的文化危机。当代世界 的“全球化”过程,在文化意义上是空前的价值观剧烈震荡的过程。“后工业文明”既 以“大众文化”的形式表现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又以“哲学”的方式表现人类对当 代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因此,新世纪哲学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又具体地 表现为对当代社会思潮和当代哲学思潮的理论自觉。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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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3)05-0009-08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是对自己时代的人类性问题的理论自觉。21世纪哲学,就其根 本使命而言,就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从而为人类在新世纪的生存与发展 提供新的哲学智慧和新的哲学理念。

      一、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

      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短短100年,人类的存在方式却发生了空前的革命。这种存在 方式的革命,表现为人类的文明形态、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三个基本层 面的巨大变革。

      在论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时,马克思曾提出,这种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 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 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正是以劳动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的历史 性变革为“测量器”和“指示器”,通常是把人类的文明形态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 明和后工业文明。这里的“后工业文明”,主要是指20世纪中叶以来以当代技术革命为 基础而实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因而又常常被表述为产生轰动效应的“信息时代” 、“网络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等。这种空前的人类文明形态转换,构成了当代 人类的特殊的生存困境。

      “征服自然”,“做大自然的主人”,这是几千年来人类的理想与追求。这种理想, 在20世纪似乎已经变成了现实。据统计,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 明,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指数增长的趋势。20世纪40年 代中期,人类就进入了利用核能的新时代,50年代后期人类开始向外层空间进军,70年 代人类又以重组DNA为标志而进入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80年代以微机处 理机大量生产为标志而进入“信息时代”,90年代则以软件开发及其大规模产业化为标 志而进入信息革命的新纪元。超高温、超低温、超真空、超导、超强磁场、彻底失重等 研究,已经使当代科学技术正在逼近自然界的各种极限。人类似乎已经步入一个奇妙无 比的“超级”境界。[2]然而“跨世纪”的人类在享用当代技术成果的同时,不得不面 对空前严峻的“全球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粮食短缺,能源危机,毒品泛滥, 性病丛生,南北分化加剧,地区战争不断,恐怖主义嚣张,物质主义盛行……。人类正 在强烈地感受到,科学技术是一把既能够造福人类又可以毁灭人类的“双刃剑”:“一 方面,我们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害怕科学业已 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 没有灵魂的凶残机器。”[3]这就是“跨世纪”的人类在“后工业文明”中所面对的特 殊的生存困境。

      这种新世纪的人类生存困境,其特殊性在于,这种困境不仅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 底线”即“生存”问题,而且还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上线”即“发展”问题,生存 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性问题。“就生存危机而言,如果说过去主要是针对个 人生命而言的,现在则是整个人类的类存在面临威胁与危机;如果说这种危机过去主要 来源于生命运动的自然法则,现在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人类自身的活动所造成的。就 发展极限而言,如果说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过去主要受制于人类自身的创造能力,现在则 主要受制于外部自然界的可承受性和可再生性;如果说发展在过去明确地意味着进步与 福祉,则现在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以巨大的破坏以至毁灭为代价。更为重要的还在于 ,人类惊愕地发现了生存与发展之间的某种根本性冲突。”在当代,“生存危机在很大 的程度上是由发展的极限所引发的。发展的极限同时冲击着人类生存的底线,而带着深 重的生存危机意识,人们也很难将发展设为明确的活动目标并有效地加以追求”,“人 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生存信念与发展理想同时受到了根本挑战”。这就是当代 人类所面对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文明形态的转换,必然构成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工业文明”以来的“全球化”过 程,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从而构成了“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人的 存在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方式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 的人的独立性”[4]。由于人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其结果造成了当 代人类的两大生存困境:一是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对自然的攫取所造成的“全球”问题 ,二是由对物的依赖性所造成的人的“物化”问题。

      人的“物化”问题,是当代愈益突出和最为根本的“全球”问题。在全球“市场化” 的过程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逐步成为当代人类的基本的存在方 式。而“商品经济的特点,在于它直接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和内容,建 立起人们之间的真正社会关系”。“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力图按照商 品的形象来改造整个世界。”“由于在市场机制中,每个人的生存都被抛向了市场,都 面临着社会对个人的压力和危机,因此追求个人利益必然成为个人谋求生存发展的基本 观念和手段。”“商品经济是从人作为物的效用价值的角度去看待人、重视人的。”“ 这样,人的价值就被物化了,物成为衡量和评价人的尺度”,而“物化现象在观念上的 反映就是拜物教”,“对商品和金钱的崇拜会成为一种时代性的社会心态,它意味着‘ 物化’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精神深处,使人的心灵也物性化了”。盛行于“物化时代”的 “物质主义”,构成了当代人类生存的深层的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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