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一名言都很熟悉。但是，何谓解释世界？何谓改造世界？各人的理解却未必相同。 一 以往我们常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改变世界的理论，而后者不是。但是，当我们看到恩格斯关于十八世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评论时就感到上述理解不一定准确。恩格斯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1 〕如果我们对这段话没有异议的话，那么，认为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改变世界的说法，就值得推敲了。 首先，应该看到，马克思这一名言不是为了对以往的哲学史作一总结，而是为了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分子而说的。黑格尔曾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说：“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现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呈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2〕黑格尔的话清楚的表明，哲学家只能当事后诸葛亮，即只能对现实作出解释或辩护。当然，黑格尔的话中还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即关于合理的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猜测；后来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却抛弃了这类辩证的因素，进一步强化了唯心主义的方面。 对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他说：“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现。但是，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Post Festum（事后）才上场的。”〔3〕为了进一步揭露鲍威尔兄弟在理论上的荒谬性，马克思还不无讽刺意味地说：“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1）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2 ）他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4 〕而这些“错误”都由布鲁诺先生改正了：“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接着布鲁诺先生又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如果说黑格尔精神是Post Festum（事后）在幻想中创造历史， 那么，鲍威尔先生则和他以外的群众相反，他是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就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群众，而且在深思熟虑后却故意发明和实现历史。”〔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极为生动而深刻地揭露鲍威尔等人形左实右的唯心主义谬误。从表面上看，自斯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变成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出现了一批昙花一现的“哲学英雄”。面对这一次“世界革命”，法国革命同它比较起来也似乎成了微不足道的“儿戏”，“在瞬息间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但是，如此激烈的斗争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呢？马克思从那些概念的戏法背后看到了他们相似的本质。即他们的都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就像老年黑体格尔派把它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羁绊一样。”在这些青年黑格尔派勇士看来，“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布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6〕因此，反抗现实世界的斗争，就合乎逻辑地变成了反对现存世界词句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样改变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世界，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7〕 据此，所谓解释世界，就是把现实的问题变成了观念的问题，就是为现存的世界作辩护。要理解德国“神圣家族”等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形左实右的特点，便要了解当时德国现实的特点。在十八世界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市民资产阶级还很软弱，“他们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民族的利益”。他们不过是从外面被迫接受了适合于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但是，“由于德国的经济还远没有达到与这些政治形式相适应的发展阶段，所以市民们只把这些形式当作抽象观念、自在和自为的原则、虔诚的心愿和词句、康德式的意志的自我规定和市民们所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自我规定。”〔8〕虽然从1840年起，德国市民开始考虑如何保卫共同利益的问题了，但仍然主要不是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外国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德国愈来愈不能参加进去世界交往，迫使德国人的分散的地方利益结合为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德国的经济状态仍不足以使德国资产阶级拥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发动实际斗争的能力和勇气，他们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变成哲学，变成纯粹的概念规定，并在这种哲学沉思中自以为是绝对真理的占有者，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过，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创造”并不是要改变现状，而只是改变对现状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