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精辟地阐述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特殊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对这一科学命题我们既不能作孤立的理解，也不能从纯粹科学主义的角度加以认识。早在1978年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就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本文力图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对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作出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思考；并对存在于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思想上的障碍加以剖析。 一 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是出于对如何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主题的历史反思和理性沉思。 “现代化”又译“近代化”，最早指十八世纪以后西方所开始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的急剧变革过程。以后，人们一般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发展过程，泛指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从现代以前的状态转移到现代状态的过程。历史上西方国家都是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以至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现代化”就是“欧化”和“西化”，就是把西方社会体系推广到整个世界。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以振兴中华为己任，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努力追赶体现近现代社会进步的现代化浪潮而提出的宏伟目标。它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扬弃，它肯定了“现代化”的目标，否定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主张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矛盾：从国家和社会的性质来说，搞的是社会主义；从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来说，是不发达的、落后的。这种情况，是由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辩证法所决定的。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它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排它性，是通过掠夺世界上的许多落后民族和国家而实现的，是以这些民族和国家失去机遇，不能实现现代化为代价的。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努力向西方学习，但都落得个“先生老是打学生”，此路不通的原因所在。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先夺取政权，使民族的国家获得独立和解放，即取得达到现代化的社会前提，然后在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上去实现现代化。这是人类历史上新开辟的一条崭新的现代化之路。 然而，我们也因此继承和承受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生产力，这是人们不能够“自由选择”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历史课题：落后、不发达的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1882年3月， 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曾经提出，东方亚细亚、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他明确指出，与此同时必须掌握和运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这些成就首先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也曾认为，在俄国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不发达”“不完全”的社会主义。为此，1918年3月， 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中，用这样一个明确的公式深刻说明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意义：“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根据当时的科技发展，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并把实现全国电气化的宏伟计划看作是“第二个党纲”。邓小平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一脉相承，他鲜明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不合格”状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我国是一个穷国。由于贫穷落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百年多来，不少的人尽管他们的政治经济目标不相同，但都有这样一个愿望：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近代曾经出现过“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主张。林则徐和魏源大胆地否定了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和“用夏变夷”的单向文化传播方式，公开提出要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此后，求进步的中国人，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一思潮尽管遭到复古派的反对，却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成为那时的两面旗帜。但是三十多年的求索实践证明，“科教救国”的主张在旧中国行不通，因为当时人民群众与三座大山的矛盾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必须首先进行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才获得了发展生产力的权利。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想方设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把经济搞上去，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在新时期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要求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依靠科技，富国兴邦。历史的辩证法启示我们：“科教兴国”决不是“科教救国”的简单复归；从“革命救国”到“科教兴国”是振兴中华的相互联系的“上篇”和“下篇”，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两个根本主张，它们统一于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这一宏伟大业。 为了使国家尽快地富强起来，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后来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期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钢产量要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虽然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但其客观效果却是一场灾难，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为什么客观实际和主观愿望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教训非常深刻，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经济建设没有建立在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基础之上，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主观上也想发展生产力，但却把生产力视为从属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被动因素，把希望寄托在不断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上，最后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每当重温和思考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不重视科学技术，必然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必然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以下三个命题存在着内在的统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经济建设就找不到坚实的支撑点；不高度尊重科学技术，思想路线就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因此，当我们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时，其深刻的内涵就是指它事关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