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与遗传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在生物学中是如此，在对历史进化的理解上更是如此。然而，在我国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却没有给社会遗传概念以应有的地位，这就必然影响我们对历史进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理解。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从对社会遗传问题的研究入手，说明历史进化同社会遗传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揭示历史进化的本质。 一、社会遗传的根本性质 所谓社会遗传，是指人的实践能力或社会文化成果的传递和积累。 这里的“社会遗传”概念是相对于生物遗传概念而言的。生物遗传是指由物种规定的生物的性状和本能的传递，而社会遗传则是指人的超生命、超本能的后天能力的传递。 文化是人的活动成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社会遗传主要表现为社会文化的遗传。人类的遗传包括两种不同的遗传，即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生物遗传是通过生物学机制在体内进行的，它所传递的是人的生物学属性，而社会遗传则是通过文化的传递进行的。文化是人的后天能力的体外存在方式，因此，社会遗传是一种超生命的、超机体的遗传方式。社会文化的传递和积累，形成了人的社会历史的进化方式。“文化的起源把进化提示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来说，它不再需要缓慢的生物学上的变化过程去获得新的力量和技术；现在，他拥有一种超机体的适应和控制的机制。”（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 社会遗传的这种超生命本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遗传的内容上看，社会遗传是人的后天能力的遗传。某些高等动物也已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后天学习能力。但是，它们的这种能力是不能传给下一代的。当一只老鼠侥幸从一只捕鼠夹子中挣脱之后，如果它再见到同样的鼠夹子，就会接受上次教训而走得远远的。但是，老鼠所获得的这种后天的“知识”并不能传给下一代。父辈的教训，并不能通过生殖细胞传递给后辈儿孙。因此，如果下一代小鼠碰到鼠夹子，同样会禁不住食物的诱惑而重复先辈的惨剧。动物只能遗传先天的生物本能，因为它们只具备生物学的遗传机制。人的社会遗传是后天能力的传递。通过社会文化的传递，人类才得以把后天获得的经验和知识传给下一代，在下一代身上得以再生和拓展。人的社会实践能力、科学认识能力、审美能力等都是人的后天能力。这些能力的传递都是通过社会遗传进行的。 第二，从遗传方式上看，社会遗传方式是一种超生命、超机体的遗传方式。生物遗传的手段是体内器官，即生殖器官。遗传手段上的生物学本性，决定了生物遗传不可能超越生命个体的时空局限性。这种遗传，只能在亲代与子代之间进行。社会遗传方式则是一种文化遗传方式。文化不是人的生物性存在，而是一种超生命、超机体的存在。因此，在社会遗传中，上一代的主体能力（通过文化）不仅可以传递给自己的亲生后代，而且可以传递给其他人和其他人的后代。社会遗传方式已经超越了生命机体在时空上的局限性，成为一种体外进行的超生命的遗传方式。 生物遗传只能在亲代与子代之间进行。在这种意义上说，生物遗传是封闭的。社会遗传则是一种开放性遗传。它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实现的。交往使社会遗传超越了生命个体的时空局限性，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越广泛，社会遗传的开放性程度就越高。马克思说：“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是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消失了。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以往已创造出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61页） 二、超越与继承：社会遗传的矛盾本性 生命遗传是一种单纯的继承。在这种遗传中，后代从前代那里获得的只不过是物种规定的不变的生物本性。因此，后代对前代来说，并没有什么能力上的增长。后代只不过是前代的复制品而已。千万年来，蜜蜂仍然造着同样的蜂巢，没有任何超越和进化。因此，生物遗传是一种保守性遗传。对它来说，遗传就意味着对超越的排斥。生物的这种机制只是保守物种固有本性的机制，它把生命个体的结构和功能完全限制在物种所预先决定的框架中。生物遗传不是一种引起进化的机制。不仅如此，只有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生命个体突破了遗传机制的束缚，在新的机制（变异）的作用下，物种进化才有可能发生。 与此不同，社会遗传是一种累积式遗传。它不仅不排斥超越性，而且本身就包含着超越性与进化的机制。社会遗传首先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从上代那里接受了一大笔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以往历代祖先的实践所创造的文化成果的总和。每一代人的初始能力和社会本性，就是由社会遗传的这种继承性机制塑造的。 正是社会遗传的这种继承性机制，决定了历史进化的连续性和客观决定性。历史继承性反映了历史进化中的因果决定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了人们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了人类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正因为如此，历史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客观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