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兴起至今仍历久不衰的文化反思大潮中，人们尖锐地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毛泽东哲学的理论来源只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所谓“一源说”还是“二源说”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是反传统主义者，毛泽东哲学的产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是纯粹的西洋“舶来品”，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所谓“文化断裂论”；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儒学诠释，是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外衣的中国历代政治哲学的现代翻版，这就是所谓“引儒入马论”，如此等等。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全面地研究毛泽东哲学的性质。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从文化层面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包含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毛泽东哲学具有双重文化性格，即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又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这种双重文化性格，是毛泽东哲学最根本的精神特质。离开毛泽东哲学双重文化性格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哲学。 一、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 毛泽东哲学是西方近代社会孕育出来的最先进、最彻底的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具有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特质，又具有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规定，就哲学形态的基本性质而言，毛泽东哲学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 首先，从毛泽东哲学的理论来源来看，毛泽东哲学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由于中国社会进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不可能自发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获得这种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学习和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的毛泽东哲学正是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来。 其次，从毛泽东哲学的主体即毛泽东本人的文化背景来看，毛泽东哲学是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世界观转变之后产生的。1920年之前，毛泽东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的大杂烩，其世界观是心物二元论。1920年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接受了唯物史观，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开始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地阶级斗争，后来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接着又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延安时期还研读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其哲学思想正是这样形成发展起来的。 最后，从毛泽东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来看，毛泽东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是一致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理性沉思，是借助概念、范畴的中介实现的。概念范畴是哲学思维的细胞，它对哲学理论的思想特质有着决定作用。黑格尔把整个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史视为哲学范畴按其自身逻辑逐步展开的过程。他认为，“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1920年以后，毛泽东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基本上都是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如“物质”、“意识”、“认识”、“实践”、“对立统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等等。仔细考察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的涵义，也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本意的。从体系上看，毛泽东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也是由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几部分构成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确定无疑的。那种把毛泽东哲学看作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延伸，是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毛泽东哲学又确实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精神。鉴于这一点长期被国内学者所严重忽视，故有必要着重分析一下毛泽东哲学的中国文化性格、中国传统哲学精神风格的一面。 首先，从致思趋向来看，毛泽东哲学直接承继了中国哲学的政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文化体系的哲学形态的最显著一点，莫过于它独特的致思趋向。从总体上讲，中国哲学不是一种自然哲学，没有过多的自然本体论的思辨，主要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刻意探索，直接为修身养性治理社会和国家服务，因而显示出其政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文化背景以及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地位，决定了他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致思趋向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总的来说，毛泽东哲学是将传统哲学济世安民的崇论宏议，化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沉思，直接服务于他的政治实践，服务于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们思想的目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哲学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哲学或思辨哲学，而是带有浓厚政治伦理色彩的哲学。 其次，从哲学的思想风格来看，毛泽东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思想风格。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家就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热衷于纯而又纯的本体论的哲学沉思，而总是倾向于强调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直接合一。在中国哲学家那里，并不存在现象与本体、此岸与彼岸、个别与一般两重世界的截然对立，相反的是，它“道不离器”“体不离用”，作为本体意义的“道”，即在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
